在深海之灰與一身的紅：都市原住民青年qubing與Siyat Moses的認同探索

根據統計，目前居住在非原住民鄉鎮市的「都市原住民」已經超過台灣整體原住民人口的一半^註解1，年輕的都市原住民二代在身份認同的追尋上，也因為與原鄉分離的現況面臨許多挑戰。「水能給予生命，也能奪走一切。」這樣的無常，正是生命與創作的本質，亦是兩位都市原住民青年創作者——qubing偕志語與Siyat Moses阮原閩——共同面對的詰問。

他們的創作如水一般，以各自清澈或狂暴的姿態，與生死、記憶及土地相依。他們探索自身認同路徑「一個在水面上，一個在水面下」：偕志語選擇向內「深潛」，在記憶的暗湧中打撈自我，是浸入式的回溯；而阮原閩則展開了外向的「測繪」，透過批判傳統圖紋的工業化、符號化，親手編織一個屬於自己的身份宣言。他們透過創作，展現出當代原民青年面對身份認同時深刻的能動性。

qubing在霧與海之間尋路

圖說：qubing（右一）透過「潛水」，連結與祖先之間的記憶與波紋
圖說：追朔回qubing（左一）的創作脈絡，處處散發獨特的韻味及思考

qubing是葛瑪蘭族、阿美族與閩南人的孩子，從新北三重回到花蓮fakong貓公部落的生命軌跡，始於一個沉重的起點：父親的逝去。父親過世後，他彷彿斷了與部落的連結，作為在都市出生與成長的原住民，身份對他來說就像霧一樣，既清晰又模糊。「我不是要回家，我沒有家呀！」qubing在陳映真小說《故鄉》中讀到這句話，彷彿像是父親在對他說著一般，啟發他決心循著家族故事回到花蓮豐濱^註解2。

他將個人追尋與家族集體記憶，濃縮在其代表性的圖像小說《MAPAYTAYAY NO WAWA死者的孩子》中。書名源於他必須「透過一個死者」來重新建立與部落的關係，流露出他對失根的恐懼。作品筆觸如深海之水，飽含濕潤與重量，在畫面上暈染出灰黑的色調，散發著幽微、難以言喻的曖昧氣質。其中最震撼的意象之一，是他連結童年記憶中父親在昏暗日光燈下練氣功的畫面，與西班牙畫家哥雅（Francisco Goya）的名畫《農神吞噬其子》，場景描繪成一個吞噬與施法的現場，營造出神秘疏離的父親形象。同時，遊蕩的野狗貫穿全書，引領敘事者穿梭於現實與夢境。

海洋是qubing創作的關鍵隱喻。阿公曾有船、父親是海軍，海洋承載著家族男性的記憶，他透過潛水試圖去接近這些長輩，也是直面自己潛意識中的恐懼。除了圖像小說，qubing曾從事劇場燈光與電影美術的經驗，也使他擅長在畫作使用複合材料，像是《貓公其一》與《貓公其二》，分別描繪了對「海靈」與「河靈」的敬畏，qubing使用香蕉水、酒精、鹽巴等媒材，讓顏料產生腐蝕、分離的有機質感，將海洋的未知、神秘與恐怖視覺化。

qubing的認同建構，最終回到真實的生活與行動。他在《MAPAYTAYAY NO WAWA死者的孩子》出版前夕搬回貓公部落定居，投入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並跟隨長輩上山砍茅草、採竹子、採藤，學習修復傳統家屋。對他而言，返鄉不僅是地理上的遷徙，更是將身份認同的抽象焦慮，轉化為具體的、觸手可及的生活實踐；將個人的內在掙扎與部落的集體生活接軌，在身份的流動性中，找到了安放自我的位置。

Siyat Moses從圖紋中看見自己

圖說：Siyat阮原閩（右一）認為透過版畫作為主要創作媒材，其產生的反差感，能夠讓故事被更有力地訴說
圖說：作品「一身的紅」，探討對賽德克族的文化符號展開辯證與詰問

Siyat阮原閩的創作則是一場外向的、充滿辯證的身份展演。他的父親是賽德克族的牧師與獵人，母親則是閩南人，其漢語名「原閩」便是對多重族裔背景最直白的揭示。Siyat的父親曾在他兩歲時寫過的一封信給他，信中表達了對自身失根的哀愁，以及對兒子能夠承擔族群重擔的深切期許^註解3。這封橫跨時空的書信，讓他無法迴避自己的名字所承載的重量，並為他的創作之路指引了清楚的方向。

在進入台北藝術大學就讀美術系就讀後，Siyat選擇了版畫作為主要創作媒材。他認為，版畫這樣「高度依靠工具跟工業」的媒材在用來討論原住民議題時，會產生一種獨特的反差。而正是這種看似矛盾的間接性，反而能讓文化議題被更有力地訴說。版畫製作的流程嚴謹且固定的：製版、轉印、重複印壓。Siya透過版畫重複操作的工序，一次又一次與賽德克族的圖紋對話、思考其所乘載的文化意義，特別是代表眼睛的菱形紋路doriq，是他許多創作系列中不斷出現的符碼。

除了版畫，在首次個展「一身的紅」中，Siyat也透過織布與攝影檔案，對賽德克族的文化符號展開辯證與詰問。展出作品《找到我！》中，Siyat扮裝成賽德克族不同性別的樣貌，以仿人類學式擺拍的面相攝影，拍攝他自己穿著各種網購來的現成原住民圖騰布料、從電影《賽德克．巴萊》取材訂做的配件，一面化妝成女性一面模仿著男性陽剛的坐姿，模糊性別與傳統的界線，同時藉著戲仿殖民者觀看的視角，詰問著「我是誰？」的核心議題。

紅色在賽德克文化中是「惡靈害怕的顏色」，具有自我保護的象徵^註解4。《找到我！》也對菱形圖紋doriq這個象徵「祖靈的眼睛」的符號進行解構，將市集裡用於製作抱枕的菱形紋布料，搭配傳統織布材料苧麻與薯榔等纖維打碎再製成的紙張，結合製成傳統族服「方衣」，質問當文化圖紋在當代社會變為工業化大量生產的成衣時，是否意味著傳統的重量在當代已逐漸流失。

創作過程中，Siyat挑戰傳統的性別分工與規範。身為男性的他尋問長輩是否能夠讓他學習織布，因為在傳統上僅有女性可以從事染織，意外獲得長輩肯認，並支持他一路以創新的手法製作傳統服飾。《找到我！》整排族服的終點，是一件空白的方衣，是對符號解構後的激進自我賦權。它宣告，在經歷了對符號的挪用、詰問與解構之後，真正的原住民性（Indigeneity）無需再依附於任何特定的圖紋來證明其存在。這份「空白」是一個被清空、等待被藝術家以當代生命經驗重新賦予意義的場域。Siyat透過批判性的思辨與物質性的轉化，最終達成了一種清醒而自主的認同建構。

qubing與Siyat，兩位創作者在認同的議題上，展現了非常不同的生命經驗。qubing如溪水與霧氣，在流動和朦朧中尋找脈絡，以敘事和社區實踐，將個人的療癒推向為部落的建設。Siyat則在染織中鑄造錨點，以版畫展現身份的複雜性。儘管路徑迥異，但他們都以極具開創性的藝術實踐，展現了當代都市原住民青年面對身分認同議題時的深刻思考。他們的作品證明，身份認同的追尋不僅是在複雜的生命處境中尋找縫隙，而是一種具備巨大轉化與行動能力的跨文化觀點，共同豐富了我們對於「我是誰」這個永恆問題的理解與想像。

註解1：參見【Mahalinga好好講】完整節目第45集｜都市原住民人口過半權益福祉如何保障？｜原住民族電視台，https://news.ipcf.org.tw/program/mahalinga%E5%A5%BD%E5%A5%BD%E8%AC%9B/158973
註解2：出自《MAPAYTAYAY NO WAWA死者的孩子》作者序
註解3：莫西‧瓦利斯〈希雅茲等於原閩〉，https://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strTID=1&strISID=38&strMagID=M2006062801158
註解4：王欣翮〈空白與錯置拉出新的可能：「一身的紅」阮原閩個展〉，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sid=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