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迴聲與未來拼圖：青年原住民藝術家Posak Jodian與豆宜臻的尋路創作
當代原住民藝術不僅是美學的呈現，更是一場與時間、記憶、權力甚至消逝的深刻對話。在文化傳承的斷裂、殖民歷史的遺緒以及快速變遷的社會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原住民青年藝術家，正以其獨特的方式，試圖在消逝與再生之間，尋找自身文化的座標。他們的作品，宛如一場場對「檔案」的重新定義與挑戰，像是阿美族的Posak Jodian、賽夏族的豆宜臻（hewen a ta:in tawtawazay），她們皆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條艱難的「回返」之路——回到部落、回到家族記憶的縫隙、回到那些即將消逝的口述歷史中。
哲學家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檔案熱：一種佛洛伊德式的印象》中揭示了某種既狂熱又帶有病態的「檔案熱」。德希達認為，人類對記錄和保存的強迫性慾望，其深層根源來自於佛洛伊德的「死亡驅力」。我們之所以瘋狂地渴望建立檔案，正是因為生命終將逝去，記憶終會遺忘，一切都傾向於毀滅。檔案的存在，本身就是源於對抗死亡的驅力，卻也同時預示著記憶的死亡——因為一旦被記錄、被外部化，記憶的生命力便會減弱，甚至檔案本身也帶有自我毀滅的傾向。而她們的創作，正是這場對抗文化消亡的「檔案熱」的私密寫照，既有著對生命流逝的深切擔憂，也有為原住民文化續命的堅韌與創新。
Posak Jodian：在河流與拼圖中，縫補權力之外的多元檔案
阿美族藝術家Posak Jodian的創作，巧妙地觸及了德希達「檔案」理論的核心——檔案的權力結構與其內在的矛盾性。德希達曾從「檔案」（archive）一詞的希臘字源「arkhe」著手解構，指出它同時意味著「起始」與「命令」。檔案館最初是掌權者（執政官）的居所，這意味著檔案從來就不是中立的記憶保存，而是權力運作的場域。誰有權力建立檔案，誰就掌握了對過去的解釋權；反之，那些被排除在檔案之外的聲音，便成了歷史的「幽靈」，等待著被重新看見。
Posak的作品，正是在為這些被主流檔案權力所忽略的「幽靈」建立檔案。其中一件關鍵的作品是《Lakec: A Very Simple River》（Lakec在阿美族語中是「過河」之意）。這件作品源於Posak在馬來西亞部落的經歷。她跟隨著一位當地叔叔，指向一條在地圖上只是一條線的河流。對外人而言，它或許只是Google地圖上一個單純的地理標記——Sungai Rompin。然而，對那位叔叔而言，這條河卻被切成許多段落，有著不同稱呼，每一段都承載著他身體穿行過的路徑與豐富回憶。叔叔興奮地指著河說：「從那邊到那邊叫什麼名字，那裡有捷徑，那一段又怎麼走……」
Posak深刻體認到這份口述記憶與現代地圖檔案之間的巨大差異。於是她邀請叔叔「把河畫下來」。即便畫裡的許多地方，如今已不復存在，但「畫圖」這個行動本身，卻讓河流的過程重新被回想、被說出、被看見。作品名稱《Lakec: A Very Simple River》其實來自兩位叔叔之間的玩笑：「你的地圖太簡單了，我畫的才不一樣。」——地圖的繪製方式與其背後承載的身體經驗，塑造了我們對河流的理解。對Posak來說，重要的從來不是「完成一張正確的部落地圖」，而是在對話與繪製的過程中，讓在地知識與記憶重新流動。這份流動的、身體經驗化的檔案，挑戰了制式地圖的權威性，為被抹除的記憶尋回居所。
在2025綠島人權藝術季中，Posak的創作《山裡有隻白色的鹿》也進一步深化了她對檔案、記憶與權力的辯證。這件作品以梅花鹿的鄉談傳說、虛構故事揉合口述記憶與檔案文件為起點，鋪陳出一個關於環形時間、政權交疊與海島記憶的故事。養鹿人說「取了名字的鹿會不好養，因此他鹿寮裡的鹿大多是沒有名字的。」這隻沒有名字的鹿，正如同那些在人權歷史中被刻意抹去、無法言說的個體。Posak在山林中對梅花鹿模糊身影的追尋，亦彷彿是在嘗試接近那些難以觸及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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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藝術家 豆宜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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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在官方歷史文件與族群記憶之間尋找座標，透過身體力行，期望重新尋回與部落對話的路線
面對部落耆老年邁、身體衰弱的現實，豆宜臻清楚看見了原住民文化記憶的倒數計時。這種瀕臨消逝的緊迫感，迫使她必須採取行動，將那些僅存於老人家腦海中的口述與知識，轉化為可被留存、可被閱讀的「檔案」。不過，她也認為並非是一定要以檔案作為表現形式，而是過程中的反覆追問與思考所產生的檔案來協助創作，如果沒有檔案就沒有基礎，檔案對他來說是創作的一種延伸。
豆宜臻的《lohizaw 越山：重返賽夏遷移路徑》計畫，便是在這種驅動下展開的。為了找回因斷裂的家族歷史，她選擇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最原始的測量工具，親身踏上祖先數百年前，從苗栗的西部平原，因經歷不同政權，而被迫遷移到苗栗獅潭、南庄前山地帶的過程的古道。這不僅是一次地理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身體力行的檔案採集。
她採訪部落耆老，從他們口中記錄下那些尚未被現代地圖標準化的地名與記憶。在她的作品中清楚標示出賽夏族語的「linlinking’an」，是龍眼之地的意思，可以用來推測出這個地方以前有可能很多龍眼；另外像是「ba:yos」是颱風的意思，可以推敲出這個地方以前風可能很大。豆宜臻的作品像地理拼圖般，一片一片地蒐集這些破碎的線索，並將老人的口述與日殖時期的古地圖進行對照，試圖在殖民官方檔案與族群私密記憶的縫隙中，重新標記出屬於賽夏族的文化與空間。
這張如同「解鎖地圖」般，走到哪裡就得到一片碎片、不斷延展的《越山》地圖，雖然註定是破碎且未完成的，但因為它所對應的正在快速消逝記憶，這份未完成性，反而成為對抗完美檔案幻想的一種反叛。除此之外，豆宜臻也將她已故父親生前為適應都市工作而努力學習書寫的筆記字跡，一個字一個字地找尋並拼湊成作品的標題「越山」。「我希望能讓他也一起參與在其中。」豆宜臻說。透過這樣的方式，已故父親的「檔案」不再是靜止的遺物，而是重新加入了女兒的尋根行動中。
圖說：行為藝術家羅媛（maya' a taboeh），以身體作為檔案實踐之地，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路徑。
德希達在解構檔案的權力與死亡本質後，並未陷入虛無。相反地，他強調檔案具有一種「彌賽亞性」（Messianicity）——檔案永遠是向未來敞開的，它是一份對未來的承諾。我們建立檔案，是為了將來有一天，能有尚未到來的「他者」重新閱讀它、激活它，賦予它新的意義。
豆宜臻策劃的「pa’inrowa——翻轉賽夏青年的回返」展覽，正是這樣一種面向未來的行動。她號召像她一樣資源有限、在都市成長的青年創作者，一起回到部落，打開對話的空間。其中「翻轉」的意思是，豆宜臻希望青年們可以用比較積極的態度面對他們的文化，而不要總是將無法學習文化歸因於環境匱乏。「副標雖然宣示著我們這群年輕人要回部落，但這個回來不是說我們帶著多大的榮耀回來，而是每次在外面忙碌後再回來，都可以更深刻體會到時間的流逝，希望能把握回去的機會，去接觸文化的養分跟耆老。」豆宜臻說。這種回返，不是簡單的歸鄉，而是背負著對文化消逝的擔憂，尋找延續之道的集體行動。
展覽「pa’inrowa」中的其中一位行為藝術家羅媛（maya' a taboeh），以身體作為檔案實踐之地，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路徑。羅媛在賽夏族語中學到的一個詞「Basiiwa」，意思是「委婉地講」或「繞一個彎講」。她認為藝術與表演正是她的「Basiiwa」，「你有一個心裡的結，或者是說你有一個難關一直放在心裡，但你不知道怎麼述說，所以我就是透過作品、透過表演來去講這件事情。」羅媛說。她在表演中，將承載著她移動軌跡與時間的大量車票被噴灑而出。在這裡，檔案不再是靜靜躺在盒子裡的物件，而是化作具體的身體行動與稍縱即逝的當下體驗。豆宜臻認為，表演藝術可以第一時間爆發出來，視覺藝術則需要多一點時間去觀看，這是視覺與表演藝術的差別，但他們都乘載創作者的時間與身體感知、感受，在「pa’inrowa」展覽中，她也希望透過這樣不同的形式去辯證檔案之餘創作究竟是什麼。
Posak的影像追尋、豆宜臻的地圖繪製、羅媛的返鄉車票，她們所透過「檔案」的創作，或許無法完美復刻即將消逝的過去，但它們成為一種抵抗的姿態：一種在消逝陰影下頑強生存的證明，告訴後来者，在斷裂與縫隙中，她們如何閱讀自己的歷史，並重新書寫屬於自己的文化路徑。
圖說：Posak(圖左)的影像追尋、豆宜臻(圖中)的地圖繪製、羅媛(圖右)的返鄉車票，在斷裂與縫隙中，她們如何閱讀自己的歷史，並重新書寫屬於自己的文化路徑。
陳思宇 (Sih-Yu Chen)
藝術評論人。關注音像藝術、跨域製作與文化環境，現任職於媒體產業。文章散見於日本媒體《artscape》、《典藏ARTouch》、《CLABO實驗波》、《藝術觀點ACT》、《歷史文物》等。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碩士。
圖說：進一步還原了皓皓家的卡拉OK場景，打造了一個閃爍著霓虹燈光的方盒裝置。這個裝置不僅是一個播放器，更是一個承載著特定時代氛圍與邊緣群體記憶的容器。
圖說：藝術家 Posak(圖右)採取了一種「縫補」與「拼貼」的檔案策略。她將皓皓早期拍攝的充滿男子氣概的沙龍照，與後來變裝後的柔媚影像，製作成一幅幅拼圖。
圖說：創作計畫《Misafafahiyan 蛻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