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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聚合.破壞重生

2020Pulima藝術節的策展陪伴
2020/10/30
文|龔卓軍 

一個類聚是如何形成一個「偶發事件」(happening),使得整體大過各部分總和的?答案之一,就是傳染(contamination)。我們受自身的遭遇(encounters)而傳染;騰出空間給他人時,這遭遇便會改變我們。一旦傳染改變了世界創製的計畫,新的共有世界與新的方向可能會就此顯現。
──安娜.羅文豪普特.秦,《末日松茸》,頁44
2019年8月下旬,我受到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原文會)的邀請,開始參與2020Pulima藝術節展覽部分的諮詢顧問工作。由於Pulima藝術節還有競賽獎勵的部分,我花了一些時間釐清了這兩者間的關係之後,答應了用陪伴顧問的角色,參與了這樣一個完全不同的「類聚」。因為在台灣,原住民藝術與當代藝術之間,有一種曖昧的互相滲透關係。各大公立美術館,除了高雄市立美術館,在李俊賢2004至2008年四年任期內對於「南島藝術」大力倡議,台北當代藝術館的潘小雪,在2018年與Pulima藝術節「翻動(MICAWOR)」和澳洲明日藝術節(YIRRAMBOI)合作展演,並推動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原民藝術家相關展演之外,原住民藝術有時候是一個獨立的範疇,有時候混雜在民間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展覽之間,有時候又發現它與加澳紐泛太平洋區的第一民族藝術有深切的聯結,但它始終像「民俗藝術(民間藝術)」,甚少帶動嚴肅的藝術評論。但或許原民藝術與民俗藝術引發較少藝評的原因不同。過去,原民藝術的展演場域,多限於自然科學博物館、歷史博物館、考古學博物館、文化園區或地方的原民會館,而民俗藝術則多半在文史博物館、文化中心、地方藝文中心進行展演。
然而,2012年與其獎項同時創立的Pulima藝術節,歷經了在松菸文創(2012)、華山園區(2014)、高美館(2016)、當代藝術館(2018)和八年藝術節過程中各式各樣的國際巡演、國際合作、歌唱舞蹈節目型態。正面的來說,不斷轉換地點的展演策略,象徵這個藝術節的強韌動力,足以適應各種的場所實驗。但反面來看,這何嘗不是一個尋找當代原民落地的根據,穿透在都市展演空間的流浪過程?因此,在徵選策展人和策展計畫的討論過程中,我在對原民藝術完全陌生的狀態下,提出「復返」的方法,讓我們試著創造一些動態的聚合體,指向藝術計畫與當代部落的複合關係。而這也與Pulima藝術節亟欲從都市連結部落的企圖相合。
實際上,就個人而言,參與這個計畫,無異也是在挑戰我的「自我」。自從2018在國美館策畫台灣雙年展「野根莖」之後,台灣的高山、台灣的大海、台灣的原住民和原民所棲息的當代生態,其複雜難解,就一直是我心中一個莫名所以的迷惑。因此,Pulima藝術節在準備期的前半年,讓六位徵選出來的策展人,共同踏查彼此心目中的重返部落之路,不僅是一個「集訓」、也是一個對話聯結的機會,更是我私以為打破我長期生活在漢人現代都市區域的頑強「自我」之殼的契機。事後想起來,在新冠肺炎疫情漸次爆發緊繃的2020年2月至7月,進行了六次的部落踏查,六次以上的類聚,還有意外發生的「事件」,感覺上我們期待的Pulima藝術節的準備工作,好像等待著安娜.秦在《末日松茸》一書所說的一種「傳染」形式的爆發,一種嶄新的動態聚合體的發生。
儀式場域的擴延
徵選出來的六位年輕的策展人,分別是花蓮銅門的東冬.侯溫、屏東文樂的得陸.鳩浙恩澇、花蓮紅葉的林介文、台東南王的陳豪毅、返回新竹梅嘎蒗的古羅文君與聚焦花蓮富世村的杜逸帆。2月上旬,他們打開的六條路,首先匯聚於東冬.侯溫創設在銅門的兒路創作工寮。太魯閣語「兒路」(Elug)就是道路的意思,這個名字涉及到東冬本人返回銅門後,遇到的族群、信仰、性別與殖民歷史的衝突,最重要的是,年輕藝術家如何在部落中生活下來,一定程度融入部落生活,但又保有自我的創作之路。
我們首度聚會的地點,就是太魯閣族的傳統屋,也是東冬策畫的第一屆Phpah藝術聚舉辦的期間。銅門大橋邊的慕谷慕魚民宿前小廣場上,東冬用白色打包帶,編織起像音頻震動引發水波向上彈跳的高低圓錐體,又像是銅門地理位置所在的群山,或者是灘流於地表的堆積而起的鐘乳石柱,邊緣周遭圍有白色小碎石,與瞭望高台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關係。就在這片白色裝置前,下午聚集了表演口簧琴與合唱祭歌的年輕團隊,以及布農歌手馬詠恩的現場演唱。歌聲迴盪在不遠的木瓜溪谷中,在沿溪的台地廣場上,這裡原本是舊部落的儀式祭典所在地,如今擺著林介文像一張大床、色彩繽紛的共同編織計畫作品〈曬田〉,和宜德思.盧信在廣場樹枝上,以絲線和紅羽毛垂掛而下的〈原生〉。整個紅色系,延伸向仁壽橋邊慕谷慕魚旅遊諮詢中心前草地上,黃林育麟(鐵木.巴紹)的鐵線與毛線編織裝置作品〈八嶺〉,八個大小高低不等的裝置物,像紅色帶毛的泊碇繩栓,又像是血菌絲與鉛色浪的混合體,訴說著家族間、群族間、自然災害中與埋藏的殖民記憶裡帶有的鮮明衝突和矛盾,但這些像雨後菇筍一樣的裝置,似又充血而充滿了向外溢出的生命力,向地面伸展出它們的紅色多毛菌絲。
  • (圖片來源 | Mtukuy播種者計畫 臉書)
我在第二天清晨,走向部落的墓園,赫然見到幾處1990年歐菲莉颱風造成的銅門村土石流受難族人的紀念碑。那一次事件,死亡的受難者有36位,如此的災難,對於身在平原的我,從遙遠記憶中的新聞報導,一下子被拉到了災難的現場,才知道過去來花蓮去東華大學常常路過的木瓜溪,在中上游的悲劇地點。我在電視的節目中,看到土石流滅村事件後15年,某個主持人訪問受難的余家媳婦的對話,仍可感受到「餘生者」的悲痛難忍和倖存下來以後的重大壓力,不僅是破碎的屍塊和幾秒間生離死別的扼腕傷慟,尤其主持人用「被懲罰推石頭推了13年的小孩」來講述一位罹難小孩被壓在大石下的慘劇,更令人感覺到旁人話語的冷血和無知的殘忍。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衝擊,才猛然感受到原民部落儀式與聚合的重要性。換句話說,如果一次的風災,就造成如此難以磨滅的創傷記憶,那麼,古來部落間的血性鬥爭呢?現代殖民帝國的太魯閣戰爭呢?國民政府延續殖民的文化語言歧視、山林政策與移住政策之殤呢?流離於都市的原民返迴部落後的適應與生存呢?如果不能透過一次一次的重新聚合,交換撫慰,轉換創傷,像余太太那樣必須滿身痛病還有強撐起工作支持整個家庭的一般個體,是很難承受這樣多重的災厄,而能身心安然無恙的。
但是,4月初參加了得陸.鳩浙恩澇邀請大家觀禮的屏東文樂部落五年祭,才知道部落本身的祭典,其實也是一個不穩定的動態聚合場域。這涉及到部落家族之間的較勁,這部分我們外人不便多說,然而,可以想見的是,今日部落諸多這般的矛盾與爭議,大多與近代以來殖民帝國與國民政府時期的強迫移住政策有關。如同松岡格在《「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一書中所說:「原屬自律共同體的原住民部落,由於有效控制確立後的蕃地地方化,使得自律性持續遭到持剝奪,在日治時期結束時已有相當程度的瓦解。(註1)…透過設立社會教育機關等部落秩序的重編,透過選定『頭目』而為的政治秩序國家性簡約,或是透過遷移而行的部落解體、重編工程,便在漫長的歲月下實施。」
 
這個災難性的「現代化」國家計畫,其破壞力延續至今,不過,我們雖然身在這股無所不在的破壞力作用之下,參與返回部落的青年行動,我們卻感受到一股「無論如何、勇往直面」的奇異內在動力和團體心志,彷彿那森林中的菌菇,正是在倒地不起的大樹破根殘幹之間,在陽光得以在空隙地灑下來普照的飛地之間,欣欣向榮地兀自成群長了出來。就好像是對於像東冬、得陸、鐵木、林介文和宜德思這樣的年輕藝術家和策展人來說,他們在當代藝術表現形式的自由追尋和努力,已經變成了某種被擴延開來了的儀式,他們的場域思考,超越了原本部落儀式的界限,譬如得陸在部落中的努力,朝向某種更為自由而日常的場域力量構造,在這個被年輕原民更新過的或正在更新的場域中,力量線是由劇場、舞蹈、編織、勞動行為、裝置、歌誦、音樂和繪畫所決定的。這是一種呼應了古老原民藝術行為的社會實踐,不僅大大拓寬了被歐美中心的現代藝術所侷限的藝術觀,更是一種被翻轉過的儀式,能夠從個體性出發、且懂得如何形成聚合力量的社會療癒藝術。
 
擴延了的身份認同政治
另一方面,這種既古老又新穎的Pulima藝術觀,也同時指向複雜的當代認同政治。東冬的行為實踐與展演藝術中,除了處理自身為巫的身份認同與傳統部落間的政治張力,還包含了性別政治中的曖昧地帶,一種難以界定的性別所屬,使得他的生命場域有十分不同的性特質氛圍,然而,似乎越複雜的身份處境,越能激發他的幽默、自嘲與自我延展韌性。
  • 圖片來源 | JowJiun Gong 臉書
比較典型的身份認同矛盾,或隱或顯地發生在陳豪毅、古羅文君、杜逸帆和林介文身上。4月下旬,我們到了陳豪毅的南王部落,剛開始,我們參與的像是部落古老的技藝學習:一直點不著的鑽木取火、麻繩與藤編、部落傳統屋的復振建築、陷阱工坊參訪。漸漸的,從獵人安聖的夜間追蹤術行程,到第二天大鳥部落林司降多物種農園的製煙、做部落飯、做假酸漿葉和月桃葉包餡而成的cinavu,我們越來越感受到狩獵、農事技藝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空間場域與整體生態認識,和這些工作的實踐場域、內在信念,遠遠超過了血緣性族群認同的份量。

簡單的說,陳豪毅的「復返」之路,是一條無止盡的重新學習與自我生活改造之路,重造主體的行動網絡聯結,遠遠超過抽象主體性宣稱的政治語彙框架。看似單純的技藝學習與背景知識考察,隱藏的卻是締造如菌絲體般動態聚合體的決心。這樣的菌絲體,可能從不起眼卻漸漸消失的黃藤編織技藝與原料取得問題開始,然後漸漸漫涎到陳豪毅的全部生活和交友網絡,漸漸挑戰他原本的藝術概念和認識論,漸漸聯結上了獵人安聖、部落小農林司降的異世界,終至到了7月至8月,我們看到了陳豪毅幾乎不成人形地在台東成功山坡上建造起一幢「傳統屋」,以傳統的形制,聚合了眾多不易取得的建材原料、志願參與的志工和原本的菌絲網絡體,這種動態聚合體之中所顯現的認同,已非單純的「回歸傳統」,而是把傳統本身視為是創造性的聚合式技藝,一種新式的動態聚合藝術(assemblage art)。
話說回來,我們過去所熟知的「認同政治」問題,多半會顯現為內心的掙扎和難以取捨的身份選擇,古羅文君帶我們回到梅嘎蒗部落時,縱使也讓我們共同學習醃辣筍的做法、各種在地植物的生態和附近災後重建的原民社區,但是,她與陳豪毅毅然而然地選擇返迴部落造屋紮根有所不同,仍然在新恢復的原民身份和姓氏間徘徊,這種徘徊,從地理學的角度來看,與個體生命在都市生命與部落生命的型態之間的猶疑,似乎脫不了關係。
換句話說,只要經濟基礎的問題沒有得到物質依賴條件的轉換,身體與心理上的不習慣,就會在身份的認同之間,拉開難以解決的距離。古羅文君的猶豫,何嘗不是都市原民的普遍處境?但是,5月初的古羅文君梅嘎蒗部落之行,本身卻也有一種莫名的衝動,彷彿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這條「復返」之路,究竟要歷經多當考驗與猶豫,才能抵達終點?
林介文和杜逸帆是兩位並未表露其認同問題的藝術家和策展人。林介文從追尋祖母的部落迫遷經驗出發,以廣闊細密的女性共同編織聚合體,在自我與群聚之間,不斷追求女性認同的擴延範圍。杜逸帆則是專注在亞泥礦業在富世村造成的礦業惡法現狀描述上,將自己的認同投射在富世村太魯閣族人的受威脅、受侮辱的微弱生存處境上,杜逸帆選擇的是陽剛堅強的支持與抵抗,以影像和劇場揭露不義。無論選擇是哪一條路,他們都企圖在遭遇(encounters)中創造傳染的事件機緣。我,六個月以來,做為這些重返部落行動的參與者和觀察者,我的身份認同顯然也遭受到由內裡外翻式的挑戰和轉換,我的世界,因為陪伴這六位年輕的Pulima藝術節策展人,再也難以回到六個月前的我,再也難以回到單純的漢人認同和那個陳舊單一的平地人世界。

註1:松岡格著,《「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周俊宇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頁147-148。
龔卓軍
1966年生於臺灣嘉義,現為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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