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我們，非關傳統
 

跨國製作的合作經驗，重要的不只是創作合製的完成度，也不只是向彼此走近了多少，問題可能不在於我們是否能融合文化特色，或驗證「跨」的美感和移動活力，而更是要通過這類製作來反思，這群「我們」聚在一起所形成的意義，以及「我們」如何可能。
 
台灣與印尼，在藝術中要探索與形成的是何種關係？以身體為對話起點，一場跨國製作，要讓我們看到的是對話的張力，還是我們終究遙遠距離、無法消彌？或是認清國家現實，文化與邊界的探索在結構中之艱難，藝術的批判與共振，或能創造連結彼此的機會？
 
國家兩廳院的跨國製作計劃，媒合臺灣TAI身體劇場的瓦旦·督喜與印尼艾可舞團的艾可·蘇布利陽托，兩團互換舞者、交流身體，以此編創雙舞作《AriAri》和《Ita》。計畫開宗明義便直指兩位分別為太魯閣與印尼人的族群身分，強調二人的傳統文化脈絡，南向與原住民的直接指涉已無須多言。那麼，於這樣一個跨國製作，我們在面對的是什麼，或反過來說，面對如此文化交流製造情境的我們又是誰呢？

跨國計畫既以國家和族群身份為前提，便難以逃避國族的意識形態、身份政治等問題，倘若再加上跨文化的舉旗標榜，則勢必要處理兩者交流之間、關於現代性經驗的重新思索。那便牽涉到製作方和創作團隊採取何種視角去思索其歷史意識跟位置，以及有沒有可能透過這種交流，進一步思考，從劇場創作出發的在地身體實踐跟思想體現的可能性。因此，面對這所謂跨文化劇場創作的時候，牽涉到的是，對於台灣的全球化位置的思考，以及美學跟歷史書寫的任務。
 
然而，在此必須要區分的是，國際共製並不等於跨文化。跨國製作大多著眼於全球化的市場路線，並非因思想方面而採取國際上的行動連線。如果從國際共製的角度來說，「跨」是基於民族國家，而非基於生命政治或對地緣政治上的反思跟提問，所提出的關於跨的想像。那麼，國際共製便也很難在景觀需求和市場經濟的操作下打破民族國家的框架跟限制。

於是，面對國際共製的美學思考，我想是關於邊界的重新問題化，是面對現在這種大量國際交流的創作意識如何更清晰地展現與創造對話的挪動力量。過去的國際共製多傾向於努力達到某種調和跟融合的狀態。可是在跨的過程中，我們可能要捕捉和論述的，反而應該是多重視角的疏離感跟猶疑，無法融合的矛盾跟協商。在跨文化的製作裡，我自己感受深刻的是，內部的創作角力如何進行協商，而那協商中的矛盾，則反應出界限的互相推移與建構，那麼劇場創作在處理跨文化時，很可能是在文化的異質互動下，關乎創造一個對於邊界重新詮釋的機會。

以邊界概念為出發，跨文化在今天的意味和可能，或許是在與他者交涉和共存時，感到的不舒適與陌生，以及同時，又因為主動而發生連結和共感的片刻。並不是以文化宣示的方式做身體的整理與確立，而是身體在不同的文化符碼之間，游移、拼裝的過程，翻譯與無法翻譯之間的疏離感，是否有機會成為，在劇場創作中思索自我重組的意識，和另類的訴說語言。從邊界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便會發現，所謂界線有其不斷游移的可能，跨的意義便也不只是民族國家或地理位置的問題。反而是在這種複雜的社會、世界動態中，如何找到縫隙般的動能，去面對不舒適，產生碰撞、產生對話。
 
因此，這一專題雖於演出過後才推出，立意卻在於，劇場的思索不只在於演出的當下，反而是關於經驗的累積與傳遞，是否能透過書寫上的回望與自省，重新理解這一製作的意義，以及今日表演藝術如何能繼續創作和持續思考關於前述的跨文化問題。專題的三篇文章分別邀請：盧宏文訪談三位印尼舞者的翻譯經驗、鄭尹真從身體與文化的映證如何反思，以及瓦旦·督喜整理自己的編舞工作筆記，並且進一步思索跨國創作的碰撞。這些跨與無法跨之間的差異，觸及的除了是創作上的距離與秘密，亦點出人與存在的思考，同樣面對當代共同的離散主題，提示了我們在什麼樣的現場重新處理我們是誰。

是以，當這個交流計畫因疫情遇到阻礙時，瓦旦·督喜選擇重新望向內部的現實衝突，極力擺脫原本可能對原住民和印尼設下的身份陷阱，得以拒絕族群文化意象的消費。進入「呼吸」的能與困難，我們也才有機會以翻譯、無法翻譯、母語和陌生、斷裂與暫時的縫合，試著在身體的能量裡尋找巫的語言，在混雜和彼此不瞭解的母語裡對照，並形成聲音交疊的軌跡，做為共同舞動的基礎，但是互異的敘事路徑，希望能就此開啟對於「刻板」的輪迴機制的對抗，企望在身體的能動裡解放被殖民者和勞動者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