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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說你的故事——

藝術家近期國際交流經驗
2017/12/05
文|鄒欣寧  圖|蒂摩爾古薪舞集
在你讀這篇文章前……
當國與國的距離越來越小,當移動的便利遠超過當年從南島漂航向海洋的祖先所能想像,「交流」對扎根於土地與部落的人們來說,意義也不僅只於「走出去」。都蘭的Suming因為看見日本和太平洋諸國的音樂慶典而萌生舉行「阿米斯音樂節」的概念;港口的Kacaw兄弟也在出國駐村後有了創作上的質變,對藝術家來說,走出去,比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認識自己。但,要怎麼踏出去?讓藝術家親自分享他們的「國際交流 教戰守則」——
對著鍵盤敲打這篇文章時,我正在澳門擔任藝穗節駐節藝評人,前兩天才剛觀賞來自臺灣花蓮的冉而山劇場在黑沙海灘演出《鄉愁的妮雅盧》。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關於「原民藝術家出國交流」的討論,似乎再恰當不過。
 
在全球化和自由經濟主義浪潮下,許多行業的工作者成為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族,藝術家也無法自外於潮流的席捲。然而,總是給人緊密扎根於土地和部落印象的原住民藝術家,如何看待與應對必然的移動和交流?數百年前的人類學家與殖民者渡海而來,網羅、記錄他們對臺灣原住民族的種種「發現」,也曾為展示統治的權力而讓原住民移動到「內地」參觀現代化設施。如今,以藝術之名位移的藝術家擁有更多主動性和選擇權,於是要問的是:為什麼要往世界走去?
藝術家出國駐村交流的推手
雖然原住民當代藝術仍被臺灣主流藝術圈標記為特殊專區,這幾年盛行的各種國際交流形式,原民藝術圈一樣不缺,從駐村創作、工作坊、研討會,到國際共製、跨國巡演、藝術節演出……原住民藝術家涉足的國際交流場域多元又廣泛,不過,在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王昱心副教授眼中,原民藝術家早已身在國際這更大的競技場,只是多半不自覺,他們心之所繫、亟欲獲得認同的,仍是國內幾個重要的藝術殿堂。
 
在這些「殿堂」中,高雄市立美術館最早對原住民藝術家伸出合作之手、也最有詮釋原住民藝術的企圖心。李俊賢任高美館長時期,從2006年起開始辦理「第一期南島藝術工坊藝術家駐館計劃」,邀請國內外藝術家駐村進行現地創作,隔年起和太平洋島國—法屬新喀里多尼亞的「棲包屋文化中心」(Tjibaou Culture Center)展開長期合作,每年交換藝術家駐村,同時明確表示:「南島當代藝術是高美館未來的走向」,可說是比近年新南向政策從上而下「加持」的種種藝術交流還要早一步的「前瞻」舉措。
 
而由原民會主辦、原住民文化發展中心執行的藝術家交換駐村,則與法國「洛宏汀藝術中心」(Maison Laurentine)長期合作,多次擔任訪視委員、陪伴駐村藝術家的王昱心認為,「每個創作者回來後作品確實會有大躍進」,她以港口部落的兄弟藝術家Sapod Kacaw撒布.噶照和Iyo Kacaw伊祐.噶照為例,兩人師從拉黑子習藝,作品多以大型漂流木為素材,處理的方式「難免有師父的影子在」,但「出國回來後開始不一樣」,無論是把漂流木延伸直立、或是將人造媒材鑲嵌到木料中,甚至兄弟倆人都不再使用一整塊木頭,而是剖開木材做造型,並融入他們對土地議題和自然現象的觀察,王昱心認為,噶照二人因此破除了傳統木藝的侷限,「他們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徑」。
 
至於以發展南島當代藝術為方向的高美館,直接把自己變成一個藝術家駐村交流的場域,不僅具現了國際化,王昱心說,更重要的是高美館引介許多傑出的南島藝術家到台灣,讓台灣創作者看見其他原民藝術家不受限於身分、主題、美學形式的創作手法,同時留下大量紀錄,作為遙遠未來回顧此交流頻仍時代的珍貴資料。
抓住機會,被更多人看見
  • 蒂摩爾舞集至愛丁堡藝穗節、亞維農off等藝術節進行街頭宣傳,以特別訂製的服裝吸引當地觀眾和媒體矚目。
「有這些資源,為什麼不運用?」對於國際交流,蒂摩爾古薪舞集創辦人路之.瑪迪霖Ljuzem  Madiljin的看法直白而務實。自2006年在家鄉屏東三地門地磨兒部落創團,培訓部落青年舞者,隨後自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的弟弟巴魯也返鄉創作,路之認為,雖然姊弟二人都投身舞蹈,也以編創具排灣族當代肢體風格作品為目標,但「沒有背景的我們,要怎麼被看見?」出國成為必然的選擇。
 
先是連續在2014、2015兩度獲文化部補助參加英國愛丁堡藝穗節(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演出,2016年受邀至墨西哥塞萬提斯國際藝術節(Cervantes Internatinal Art Festival),也在臺北藝術節的媒合下與紐西蘭舞團跨國合編舞作《在一起》;2017年則去到法國參加外亞維儂藝術節(Festival Off d’Avignon),對立定志向走向國際的蒂摩爾來說,這幾年堪稱順風順水,除了抓到他們想要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國際交流,無論是舞團營運、行銷宣傳到創作層面,他們都有所學習和提昇。
 
對路之來說,在愛丁堡、亞維儂這些大型國際藝穗節演出,最重要的學習就是從宣傳到行政等執行上,徹底落實「被看見」。「找到有國際經驗的專案行政,可以減少很多困難」,她舉例,第一年出國時,行程基本上是街頭宣傳和表演,但部落的孩子既然出國,她希望能拓展團員眼界、多一點深度交流,第二年再去,行政便安排舞者參加工作坊,也讓舞團參與早餐會報,和各國策展人、藝術家交換意見。
 
不只如此,為了成功吸引觀眾和媒體目光,蒂摩爾在街宣上也煞費苦心,第一年穿族服上街,後來考量到族服可能誤導觀眾對演出期待,他們改為特別訂製宣傳服,既符合演出主題,也因應當地氣候,而排灣美感也屢屢引來路人駐足稱讚,「在這種演出環境,街宣一定要有獨創性,一定要能被看見,就算沒能吸引到觀眾買票,至少媒體會來拍攝報導」。
 
在編創的影響上,巴魯開玩笑地形容自己過去是「非常自我、耳朵沒打開的編舞家」,但部落老人家看完作品後給予的意見,讓他開始學習聆聽;而2015年二度去愛丁堡演出《Kavaluan的凝視》時,因作品有裸露和觀眾互動的片段,劇院總監含蓄提示他們:「你們沒發現愛丁堡的教堂很多嗎?」他才清楚意識到,創作不只要考量題材全球化、能與各地觀眾的經驗連結,「也要學會觀察各地觀眾的狀態,在不影響作品的情況下做調整」。
當世界各處都是部落/生存之地
對回花蓮銅門部落設立「兒路創作藝術工寮」,與一群年輕創作者共同調查部落文化、發表作品的Dondon Houmwm東冬.侯溫來說,「扎根於部落」和「探索外邊世界」兩條路徑,不是非此即彼,而是雙線並行的必然。
 
「部落深化和往外拓展都很重要」,他說,「Truku族才兩萬八千多人,要讓這奈米一樣的族群文化、讓這小小的火苗不熄滅,一定要找更多材料來燃燒,燒得更大更旺,因此出去交流很重要」。
 
他強調,向外走的第一步,是先看見「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和其他人哪裡不一樣」,就像從小生長部落,少年到臺北念書,朦朧意識到自己與其他人的不同,再次回到部落參加祖靈祭時,他終於確切知道作為不一樣的Truku人是什麼意思。外面的世界成為一面鏡像。
 
幾次出國後,東冬對交流的理解是,「一定要出去幾次、認識對的人、跟很多人交流,才能看到東西。回來後(在創作上)也不一定要轉化,不一定要吸收,但至少對觀念的掌握會更明顯」。
 
為了達到交流效益,他在行前也做足功課,包括對參訪機構的理解,或是預定行程外還有哪些藝術機構或節慶能去看。2015年到紐約的天理文化中心(Tenri Cultural Center in New York)舉辦聯展時,他得知中心和收藏大量台灣原住民文物的日本天理大學有關,便透過天理大學和文化中心聯繫,展方因此更了解如何對待、展示原住民藝術創作。
 
「出去很重要,但也不是一直出去,如果能把國外的人帶來,效益也很大」,兒路現在嘗試進行的部落文化導覽,就曾接待來自日本愛奴族人,當時他們兵分二路,一組體驗銅門的織品工藝,一組則跟部落學習簧琴製作演奏。「有了交流,語言、儀式、生活會被看見,文化的源頭就是這樣流下來的」,東冬也不認為交流之後,地域或族群的明確界線仍會鮮明存在,因為「在Truku語中,部落是『生存之地』,如果把這個概念放大,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生存之地,生活和文化就不會侷限在某處,也就無所謂的界線」。
 
從台北到世界,再從世界回到部落,許多原民藝術家擁有和東冬相仿的藝術交流經驗,最後他們也多選擇回到部落,用新的視角觀照自己所置身的族群和地方。一如王昱心對藝術家走出去的經驗評價,他們不只讓更多外面的人知道部落的事情、看見他們身為Pulima的技藝,也成為有故事可說、能說出自己故事的人。
鄒欣寧
文字勞工,喜歡動物、植物,正在重建自然與自己的親密關係。不善喝酒,山林經驗低落,最近努力改善以上能力。
為什麼我們部落的傳統文化外人不能隨便用? 回列表 如果一個理想的藝術節,在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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