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部落的傳統文化外人不能隨便用？

原住民族議題漸受重視，新聞報導也開始出現原住民族在傳統文化被誤用時表達抗議與聲明的案例，包括電影《鐵獅玉玲瓏2 》與《大尾鱸鰻2》對於原住民族語言及服飾的調侃；大學啦啦隊錯誤拼貼與使用原住民傳統服飾；甚至政府部會層級的外交部也曾發生國際青年大使團以自創形式展現原住民傳統服飾及樂舞，以及在護照上採用達悟族拼板舟圖像，但未經達悟族人同意的事件。
 
這些事件讓人想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以下簡稱保護條例）的倡議。這項2007年完成立法的法案，相關子法亦於2015年公布實施。根據保護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傳統智慧創作包含「原住民族傳統之宗教祭儀、音樂、舞蹈、歌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民俗技藝或其他文化成果之表達。」而當原住民族或部落擁有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以下簡稱專用權）後，便可據此「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智慧創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也可以依此向申請專用權授權的個人或組織，收取合理的權利金。
 
例如已通過專用權申請的馬太鞍部落男性傳統服飾「五片流蘇裙」為例，如有業者想使用這項智慧創作，需向馬太鞍部落申請，由部落內部的決議機制，決定專用權的授權與否，相關收費標準亦由部落內部自行討論並訂定，收益則歸入所屬部落或原住民族的共同基金，由選派的管理委員會管理。
 
協助推動立法的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黃居正教授認為，這項法案是一個扭轉原住民族權利關係的槓桿，「因為有一個槓桿，所以我們才能夠用這麼小的施力，能夠去推動這麼大的石頭。」這顆巨大的石頭，來自原住民族人口數與全國總人口數的巨大懸殊，以及原住民族歷經各層面打壓造成的無力發聲或被漠視。
 
黃居正指出，「這是一個跟文化、跟本土完全需要相接軌的事，你不能把著作權、智慧財產權（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當成一個技術性的法律，它是這個社會最深層文化價值的表現。」他希望人們能夠理解，保護條例不只是用來界定權利、衡量損益的立法，更隱藏著試圖挪動族群權力結構的嚮往。
 
雖說如此，直到2017年的10月底，原民會才公告第一波共七項的專用權申請通過公告，目前尚有一百多件的申請案仍在審議中。
 
究竟法律運用與執行層面間的距離有多遠？而這些專用權的申請通過，又將對原住民族、運用原住民族文化來創作的藝術家，以及商品開發者，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所有受訪者在闡述經驗和對專用權的看法時，不約而同提到的關鍵字是——尊重。
 
花生騷的Derlabers在七項專用權尚未公告前，就會在商品開發時詢問熟悉傳統文化的族人設計的引用是否合乎規範，同時取得族人認同。朱劍鳴也肯定那些受賽夏傳統文化感召、想理解更多奧祕的研究者，然而族人認同與否，取決於這些接近他族文化的人，「完全是（他）有沒有心，可以去融入這個社會結構裡面。」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是臺灣社會很愛引用的一句話，但並不表示我們只需停留在守法的階段。如同黃居正所言，我們如何展現我們的深層文化價值，臺北文學獎爭議事件的落幕方式及其延伸，值得借鏡。
 
在去年的新聞報導中，爭議落幕於戴華旭修改劇本並道歉而達成和解。但在和解後，戴華旭又去賽夏族的播種祭向族人道歉，也將參與今年的矮靈祭。族人請他帶上一百元捐給祭儀，亦象徵獻給矮靈，另帶一瓶米酒獻給長老。套句戴華旭的說法，「在矮靈祭上結的事情，就在矮靈祭上解開來。」
 
這提醒我們，除了法律的規定，不同族群間的互動，仍需積極打開更多想像。一如道歉不只有罰則或登報，對土地的使用方式亦然。透過族群間不斷嘗試對話與互動，傾聽和理解彼此思考邏輯的異同，我們終能找出相互尊重、共同生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