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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編輯｜吳思鋒
如果「儀式與身體」始終是討論原民劇場時，無法迴避的認識層，我們更要穿透它而看到在多重現代性、殖民經驗及國家主義不斷夾擊之下，一種「身體的古代」所具有的美學潛能。
原舞者在九零年代初誕生於原民文化復振、本土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匯合的社會語境，通過有志青年的集結與文化界的支持，實地進入部落採集、學習歌謠和樂舞，經過一定的再結構化之後，於舞台上搬演，時稱「文化展演」（胡台麗語），以文化身體拼回原民經受長久的殖民經驗中不斷流失的文化。並於創立初期，便基本上奠定了原舞者的人類學走向（抑或，就此成了原民劇場的一個最普遍的，被觀看的方式）。
但我們不要忘了，當時屏東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已經開始營運，時任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的舞蹈家劉鳳學，亦正推動「臺灣原住民族樂舞系列」，這些訊息都表示在當時的展演舞台上，原舞者並不孤單。那麼，今日當我們仍以原舞者為參照點討論原民劇場，又可以生產出什麼新的意義呢？而在原舞者之後的創作者們，又是如何穿透形形色色的現代生活經驗，涉入古代的精神世界，構想、實踐各自的劇場與未來？
註：此專題命名之靈感，來自立方計劃空間「學實學校」（Praxis School）在2017年舉辦的一場童名座談，策畫人為王墨林，對談人為王墨林與龔卓軍。座談內容後收入 《藝術觀點ACT》74期（20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