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時候,創作是在面對「不夠」。
當古羅文君(Miru Xiumuyi)對我分享她在台南作為原漢混血身份的生命故事,我想起了《幸福綠皮書》中的Dr. Shirley。作為一位漢人,我竟是以六〇年代美國黑人與白人的種族問題文本,去想像她生命中的認同問題,這讓我也因為對這片土地上的身份認同問題理解的不夠而感到慚愧。但我仍認為,古羅文君在「歧路身林」的策展意識,其核心的對自我與族群文化之間的歸屬感,與《幸福綠皮書》中主人翁在巡迴終點站時的抉擇是可以連結在一起的。
在巡迴到最後一站時,Dr. Shirley維持尊嚴,拒絕那間禁止黑人進入用餐的高級餐廳表演(儘管他是表演者也不行),並選擇到附近的黑人酒吧表演。在表演時,他展現了他天賦異稟且受到專業訓練的優異琴技,並隨即在其他黑人樂手的加入之後,彈奏慶祝而歡快的爵士。那些他對於自己族群身分上的不夠,在那一刻不再重要,他與其他樂手合作的表演讓他找到了一種身體性,使他的不夠在當下獲得解放。
這部電影在呈現藝術家如何透過創作去重新認識自我對族群身分的認同,並且透過表演,試圖將族群刻板印象與觀念轉化、推進,這種以創作作為認識自我認同的公路之旅,同樣是古羅文君想藉由《歧路身林》所提出的一個在族群文化中的身份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