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洞裡的果實

十年之間，從部落格、Medium、探路客到臉書，直至《我長在打開的樹洞》，Apyang在各種空間中細細描述「把自己種回來」的經驗，其中也包含他從2015年離開生活了十年的台北之後，回到花蓮短暫擔任研究助理工作，至2017年決定以務農為全職的生涯轉折。

採訪Apyang，是一種未曾有過的經驗。對於我想知道的，特別是回部落務農、跟著獵人上山、對溪流的記憶，他的所思所感，已在《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中寫得通透，到底我要來採訪什麼？在前往支亞干部落的路上，準備訪綱時，我其實說不上來。我想知道那塊田的現在、工寮的形態、溪水的流速，他走在菜園、山徑或河邊的身形。但我也不確定這些想知道，是否正與這本書之所以作為文學作品的部位相互牴觸，因為在那本大量描述他如何耕種、打獵、穿越數道溪流的散文集封面或內頁，並沒有配上任何的照片或地圖。

殺豬時通常會在地上鋪設帆布，這塊由塑膠布料構成的方框平面，宛如一方讓持刀者展現技藝的舞台，舞台旁最熱衷的觀者，常是部落裡熟識儀式或分肉過程的長輩，無論議論或讚賞都是撲面而來：「那都是體力活啊。把內臟從豬的身體拉出來，都是肉堆，整個人狂流汗。拉出來之後就交給別人處理內臟，然後就開始支解。我們Truku的分豬方式是平均分配給每個家族，但因為每次參與儀式的家族數量都不同，要均分的數量也不一定。面對這麼大的有機形，心裡必須要有一把尺，那裡面充滿智慧與邏輯。」（註2）Apyang說他熱愛分豬，不願放過每一個與長輩並肩分肉的練習機會。
 
而殺豬僅是其中一種身體知識／姿勢。十年之間，從部落格、Medium、探路客到臉書，直至《我長在打開的樹洞》，Apyang在各種空間中細細描述「把自己種回來」的經驗，其中也包含他從2015年離開生活了十年的台北之後，回到花蓮短暫擔任研究助理工作，至2017年決定以務農為全職的生涯轉折。在《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中，集中描繪了搭工寮、夜行上山、狩獵，翻地、疏苗、接水管、砍竹、揹山豬等大量「體力活」的經驗。紙頁上的文字呼嘯，更突顯出在其中牽引連結的身體，對於經驗的龐然食慾，彷彿正飢渴吸吮所有勞動細節。而種下的小米、分好的那堆豬肉，也為不擅於與人搭話閒聊的Apyang，堆砌出與部落之間的更多對話線團。

相較於可能更具族群色彩的狩獵，Apyang說如果硬要選的話，會更喜歡務農。在河階的兩分地、雞寮的四分地與支亞干大道旁的另一塊四分地上，Apyang種過小米、紅藜、甜玉米、硬質玉米、紅豆、樹薯、芋頭、地瓜、蕗蕎（qowsung）。這些作物分布宛如拼布，時而填滿田地，但又隨著收割季裸露出土壤。因旱作型態而形成的有機田景，看似隨興，但過程中要求的是一雙能夠看向數年後的眼睛，方能將諸種作物生長的時間軸與勞動時需介入的身體、機具等行徑軌跡，安置妥當。（註3）
 
在忙碌的工作排程中，務農的那兩三年裡，Apyang自述其時間感與空間感產生激烈轉換。曾經的工作習慣是以日為單位，一日忙完關上電腦，不論工作內容或精神狀態，隔日至少可以重啟再來。然而務農的時間軸卻是以作物生長為中心、連綿不斷的連續體，若選錯時機或種法，得等到下一季才有辦法更動。此外，日常關照的範圍也無法再限定於單一空間，除了田地，也包含日照、溫度、季節所形成的環境變異。對Apyang來說，這是一種被強力敞開的過程。

然而被強力敞開的不僅是身體，也包含他作為一位返鄉青年的土地想像與個人堅持：「慢慢知道有關農業的相關，就會發現這根本不是單純的種植。在市場的系統裡面，這根本就是一場數字遊戲，遊戲的設定由國家、政策、盤商、銷售點、農人等組裝完成。對，農人是最底層。農作物進入資本市場的邏輯中，很像一場賭博。」（註4）農事從未恬靜，相較於其他生活也許更顯喧囂，例如一起種小米的Payi，對於Apyang拒絕灑藥與化肥的質疑，同為部落中選擇種植傳統作物的Baki，（註5）對於Apyang難以在勞動與收穫之間兌價平衡的勸戒。在那片原初期待種回小米搖曳時代的田地上，被Apyang撿拾起來的對話線頭，不僅來自共同的勞動經驗，亦來自於因部落的現代化經驗而時刻改變的人土關係。

農忙之餘，Apyang也積極參與跟獵。相較於農事偏向定點且時間自理的工作型態，一起上山狩獵的機會並不是每天都有，除了要看季節天氣、看月光是否太亮，更要看長輩是否願意帶新手上山。訪談過程中，Apyang熱切分享了好幾場讓他印象深刻的狩獵經驗，彷彿寫下的字仍然未曾填滿身體的洞：
 
有一次跟舅舅去二子山溫泉，他帶了兩把刀。我們睡在溫泉旁邊，晚上八、九點開始找獵物，找到一、兩點時，才發現一隻很大的水鹿。水鹿中槍後倒在河的對岸，我們費力把牠拖過來，然後我舅舅開始進行支解。他只拿一隻小刀，剝皮、把內臟刮下來、把肉支解完，還蓋了燻肉架，把大塊的肉烘乾減輕重量。下山時我背了一支大腿，鹿腳還戳破我的包包。超重的。（註6）
 
親見動物死亡，剩餘的體液解出來流在背負者身上，感受到其體溫緩慢下降，對曾參與過狩獵的我來說，這件事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重量。讓人感到沉重的好像不只是獵物，而是在那一刻，肩膀好像成為生死往復的支點，在交換的路上。我忍不住分享了我僅有的跟獵經驗，Apyang則說只要可以背到獵物，再累也值得。Apyang的思量比我的感受要複雜許多：一方面是因為帶新手上山的長輩年紀大了，他很願意分擔路途上的重量，二方面是因為他仍舊相信獵物是被祖靈所給予的，那裡面存在著某種超越個人的法則。

「Bhring」這個字意味著靈力（註8），亦有說法是人所能發散的心靈之力，人在不同角色、身分中形成的屬人或非人的關係性場域中，皆有其「Bhring」。能否獲得獵物，除了祖靈的賜與，也與獵人自身或是獵團成員共同形成的「Bhring」有關。然而在此之外，其中亦混合著一種對於彼此的肯認，甚至是極為幽微的個人觀感。如同在「你那填滿Bhring的槍射向我」中，Apyang描述曾經在山裡累積起來的「心靈契合」，爾後因為個人性少數身份的露出，讓他在敞開的人我之間中，成為一隻不知何時會遭到非難眼神的獵物。在「Bhring」這個深具Truku生命觀的字心深處，透過人靈與人我之間的禁忌層疊，Apyang在其書寫中填入的是一段柔軟而敏感的當代字義。

在2015年寫就的「Tminum Yaku．編織．我」中，身為男子卻熱衷編織技藝的Apyang，便曾將Hagay（註9）這個指涉性別氣質少數者的族語新義，編織進自己的認同中。然而，Apyang所帶來的性別困惑不僅止於此。除了必須時刻面對部落生活圈內部的敏感帶，對置身於支亞干部落之外的讀者而言，Apyang在這本書中勾勒出的復返路徑，以較多篇幅描寫了狩獵、農事、分豬等經驗，若站在一個較大結構的性別視點來看，是否難免強化了Truku男性就一定要如何的刻板框架？對此，Apyang回答：
 
「前陣子有新書座談會，有人說，哪裡有這麼man的男同志？但我覺得我就是階段性的。」Apyang自述大學時期的自己很粗曠、不修邊幅，研究所時覺得可以來漂亮一下，就開始著重外表、保養，可是回來部落後，大家看重的是做的事情，他也就放鬆起來。但Apayng也說，去山上時的確心裡某個較為陽剛的部分好像會被開發出來，但那不是新的東西，而是他的個性裡本有的一塊：「不管哪個樣子的我，我都不覺得假。這樣變來變去不是很好玩嗎？」末尾，他笑著回答完我的問題：「我決定下一本書都要寫娘娘腔」。

在《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中，難以忽略的是那些留在紙頁上的疑問獨白與直爽告白。以一本書的份量與積累作為交換，Apyang留下的是在困惑與執著之間，無法被單一視點的政治語境所詮釋的難言之隱／癮。身處於族群認同與性別認同交織形成的近身擂台中，Apyang在復返途徑上折疊出的性少數異音，以及在異音的基調中重新譜寫的銜接經驗，撐開的是多重指涉的「困惑的多元性」空間。從原民復返到性別展演，無論用哪一種語境進行框取，都會發現其中難以收編的部位。如同書的最末篇「告白河壩」所示，所有「做出來的喜歡」與多種「版本的我」，同時匯流又向前奔去，在流動中交織卻又分明。
 
「我在想也許文學也會有文學的Bhring，寫作就是在跟自己的Bhring對話與吵架的過程」。透過書寫所開啟的空間，Apayng梳理與創造，那方能完整涵容所有原酷經驗與身體形變的田土。

「五月，小米冒出穗。老人家說：『Mhro ka hiyi na da.』，他的身體長出來了。我好喜歡這句話，好像穗才是真正的身體。」（註10）
 
我被書中這句話迷住，忍不住想問清楚hiyi到底是甚麼？Apyang說：「小米的作物這麼大一株，只有果實叫hiyi，身體的意思。hiyi也會拿來指人的身體，這時就會包含全部的範圍，但是拿來用在植物時，指的就是穗或果實。」（註11）我想，在Apyang有意識地種回自己的過程中，那顆被放進土裡的亦是一顆擁有其「身前身」的果實，而那裡也曾有一片土壤，是我們並未在書中看見太多細節，但仍舊能夠共感的離散與陌異化的片刻。是這些潛在身體經驗的交織穿越，構成了《我長在打開的樹洞》的內在紋理——無處不在的水勢、山勢、姿勢與情勢，沒有任何配圖，卻始終飽含著這些流轉的情態中最複雜的地形。
 
採訪過程中有三次，讓我重新想起書的標題——《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一次是他指著遠方綿延的山勢，為我解釋為何支亞干溪又名為「打開的洞」。一次是他談到Bhring，是獵人決定同伴的其中一種理由，以及他在臉書出櫃之前與之後的一陣子，被邀請一起上山的次數差異。另一次則是尾隨著他的摩托車與黑斑黃狗，我們越過支亞干大道，站在他生平第一次耕種的田地旁，那時我具體感覺到，也許人的一塊田有時比人本身的樣子更直接、更赤裸，太陽底下，這段時間的想法或作為，是否被這個地方所看顧，這一切都會被盡收眼底。

註：
1. 本次座談為「未盡的群像：原住民社群中的性別重影」系列座談中的第二場，2020年9月20日於花蓮文創園區舉行，由「靜寂的盛典：原住民當代藝術中的性別視鏡」策展人呂瑋倫所策劃。詳細內容請參見《藝術觀點ACT》85期「原民場域．當代轉換」專題。
2. 訪談口述。
3. Apyang說：「其實做農要超聰明的。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幹嘛，包含規劃、轉作與休耕。例如我種了一年期的紅藜，這一年我就不能動它，如果沒想清楚位置，要整地時就會擋住我自己。有些農穫有它的即時期，必須要趕緊賣光。種完之後還有處理期，要脫殼，量很多就要分批，還要避開雨天，脫殼曬乾之後要脫粒，一弄就要三四天，還要重複曝曬與搬移。」
4. 摘自Apyang部落格，篇名「金錢遊戲」，https://apyangimiq.timelog.to/a223388254。
5. Truku族語，Payi為女性耆老，Baki為男性耆老。
6. 訪談口述。
7. 訪談口述。
8. 參考王梅霞，<從治病儀式看泰雅族與太魯閣族的情緒展演>，收錄於《台灣原住民巫師與儀式展演》胡台麗、劉璧榛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2010，頁383–429。
9. Apyang說：「我們拿這個字問老人家，他們也不知道。但他們知道這是一個人的名字。可能有人曾經使用過這個字，然後那個人的性別氣質很特別，也可能那個人很紅吧。總之這個字成為一個當代的字流行了起來。」
10. 摘錄自《我長在打開的樹洞》，Apyang Imiq著，頁27-28，2021年，台北：九歌出版社。
11. 訪談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