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部落是不孤單的

ibu提及的「做」部落，是極富動態的現在進行式，它可能同時含括「在部落做事、在部落學習、在部落生活」等三層含意。且相互攪和成一鍋布農小米粥。她說在部落，「你越想快點取得，你會沒有辦法待很久，回到部落根本學不完，而且你根本沒有時間……」

為了採訪蓋亞那工作坊的執行長ibu istanda takiscibanan（胡郁如），我依約在下午一點抵達關山車站（註1），走出車站，直接拉走視覺焦點的，是一條向遠方翠綠的中央山脈進擊的公路。即將前往的崁頂部落，並不在想像中的深山林內，從車站開車不到10分鐘即能抵達，這個地理概念進入腦海後，我突然可以理解，為何1943年黑澤隆朝是於此地，首次聽到布農族的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也才會有日後驚豔世界的研究發表。一隻蝴蝶的翅膀搧動會為遠方帶來一場風暴，一切或許都非偶然，而是外在世界局勢與個人命運之糾纏。
 
準備出發時，我原先做好全盤規劃的行程也受到遠方外力影響，ibu打電話來說，她忘記採訪的時間，人正在台東辦事。待ibu接到我往崁頂部落去，已是三小時後的事。在ibu的車上，她笑著向我說，我還在想我今天怎麼會這麼閒，所以趕緊到台東去買週末藤編課要用的工具。聽到藤編課，我心頭一亮，這是我所知ibu正在學習與傳承之眾多傳統技能的其中一項，我更好奇的是，當傳統技藝成為地方公所或博物館所開設的課程，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ibu向我分享其中的扞格之處，例如編背籠需要黃藤，那黃藤的材料費要怎麼編入預算？我還沒聽到答案，已抵達蓋亞那工作坊。

時間雖近黃昏，創辦工作坊的胡天國與劉金蕉，仍在屋簷下邊和鄰居聊天，邊勞作著，再加上剛回來的ibu，一家人似乎總有事情在忙。
 
從小到大皆在部落生活的ibu，直到去高雄讀大學，才首次離開家鄉，之後因為工作與步入婚姻，未曾回到部落定居。直至部落於2011年參與了農村再生計畫，蓋亞那工作坊雖以工藝起家，但也在找回種植小米的傳統文化，被指定以小米做為計畫執行點的發展特色。家裡愈漸增加的工作量，使得ibu決定回鄉定居幫忙。曾經使得原住民需要離鄉背井，遠離熟悉技能，才能換取三餐溫飽的各種政策力量，又成了推動部落青年返鄉的動力。
 
在我的想像裡頭，要在部落謀生定居談何容易，多少青年帶著希望回來，又帶著失望與傷痕離去。ibu卻略顯輕鬆的對我說，在她姊夫的年代，的確許多族人都是在外工作，「在我這一輩的同學，幾乎是沒有出去的，幾乎都在部落裡面，慢慢不會覺得一定要旅外才能賺錢，反而覺得生活在部落也能夠賺錢。」我反問，都做哪些工作呢？ibu說：「公務人員蠻多的，再來就是自由業，有些是做美容美甲的，有的開宅急便車子，都在部落裡面生活。」
 
雖說部落裡的工作機會有著逐漸多樣化的趨勢，但是做文化傳承相關工作的，目前仍只有ibu的家族。

1987年吳榮順在全島各布農族部落採集音樂，ibu自承，他的雙親胡天國與劉金蕉，開始做文化傳承的工作，可能是受到這件事的刺激。那時，想拍攝一張族人們穿著族服的合照，但部落裡一件族服也沒有，促使天國爸與金蕉媽努力想把「歌謠唱回來，衣服也把它做回來。」
 
ibu說，當時媽媽為了學織布，常常得到外縣市找老師或是上技藝中心的課程。回來之後，家人還需要幫媽媽一起做作業，導致她小時候一度有點討厭這些事。在小ibu心中並沒有把學習技藝與傳承文化相連結，只覺得別人的小孩放假都能出去玩，為什麼我們假日就是在織布、做手工藝或種田。

我問ibu，你是何時開始想學織布的呢？她說起點很簡單，就為了替兒子織一件衣服。幸運的是，不像金蕉媽要去外地上課，她在這邊就能連結到很多資源，也因為參與了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重製計畫，使她有機會接觸許多布農族的老物件。

手裡的老件隨著時代變化，在能交換秘密的織女眼中，吐露著技術與材質的密語。ibu說，它們會講出實話。她持續追問，越來越多的話語得以被聽見，比如說，她曾在老件上看過一種很紅的紅色，但與她所知用薯榔或是茜草根染出的紅色不同。最後，終於問到一位老人家，ibu說她是個「生活的人」，老人家不會織布，但懂得所有工序，老人家說：「紅色不就是那個紅龜粿的粉。」

雖然因為老件的收藏條件，未能真的比對織品上的化學元素，但「生活的人」又為生活增添了一種可能的選項。不同來源的紅，提示著當織女手裡能取得的素材增加，織品上的圖紋與色彩會跟著起變化。家族內操勞的婦女，在以織布表達對家人的心意之際，也織入布農族與他者交會的歷史。

除了物件，人的想法也隨時間與外在環境不停變動著。ibu的藤編技術，便是因此流轉到她身上。原先，只是ibu的朋友想跟一位居住在花蓮太平的阿公學藤編，阿公得知ibu是布農族後，把藤遞到她面前，直接叫她削藤。後來才知道，起初有女性要和阿公學藤編，阿公是拒絕的，在被拒絕的名單裡，還包含二十年前的金蕉媽。但擁有藤編技術的人逐漸凋零，願意學的人越來越少，阿公擔心技藝沒有人傳承，才鬆動了心中的性別分界。
 
在ibu講述的故事，與她在部落所承接的事情上，總能看到政策時局、機緣巧合，與個人的選擇交織出的軌跡。這些力量推動著ibu長出策展人的身分，她於2018年策畫了追溯布農族遷徙記憶的展覽「崁頂百年．憶起回家」；2019年則延續前個展覽，做了崁頂部落內各氏族的祖譜調查「崁頂布農家族系譜展—我的名字從何而來（mais na isa inaka nganan）」。

選在首批布農族人遷徙至崁頂部落的一百周年辦展覽，看似刻意，觸發的契機卻又叫人相信宇宙的力量。ibu說，意識到一百周年的到來，源自2016年，一名朋友與她打算合辦給青年的工作坊，在規劃課程內容時，發現明年將滿遷徙百年，就想做點什麼，把這世紀事件記錄下來。ibu說：「就這樣，很簡單。」
 
訪問過程中，ibu常給我這種舉重若輕的錯覺，追問下去，才知道在部落做事的許多眉角，她都顧及到了。不過或許，以蓋亞那工作坊一家從事文化傳承的十數年經驗，加上天國爸曾擔任地方公職代表的背景，這些應對進退，對ibu來說可能真如呼吸喝水般流暢自然。
 
ibu說：「做部落是不孤單的。」

當她想做崁頂百年展的訊息傳遞出去，史前館便提議以博物館系統與在地知識網絡整合計畫（MLA），透過館舍與部落的合作，提供青年們進行田調訪查時的資源。作為展覽主視覺，俯瞰整個崁頂部落的空拍圖，則是一名部落青年義氣相挺，只為成全部落裡的好事。
 
ibu笑說，自己像個磁鐵，能匯聚很多人，「其實每個年輕人都想為部落而做，只是不知道要透過什麼方式，才能為部落做事情。」她就是那條通道，讓青年們或近或遠，或動或靜，即使是在遠方聽打訪談逐字稿，都能將自己的力量，傳送回部落。
 
這些力量凝聚成了2018年與2019年的兩場展覽，但這一切並不以展覽做為終點，而是力量重新蓄積的中繼站。ibu默默堅持，在展覽前期的田調過程，不以給紅包做為調查的回饋，而是改以分送豬肉的方式。她說，老人家拿到豬肉更高興。以及最後展覽結束時的展板資料，都交回各氏族保管，以示資源與詮釋為整個部落共享，而非由誰獨佔。

ibu提及的「做」部落，是極富動態的現在進行式，它可能同時含括「在部落做事、在部落學習、在部落生活」等三層含意。且相互攪和成一鍋布農小米粥。她說在部落，「你越想快點取得，你會沒有辦法待很久，回到部落根本學不完，而且你根本沒有時間……」
 
繞點遠路，反而能抵達目標，在部落，直線並不總是最短的距離。ibu直言，部落裡的老人家往往不會直接教你，因為那不是他們學習技藝的方式。「老人家不願意教，是因為老人家不知道從哪個部分開始教你，但是如果你先學會了，再回去部落裡面做，老人家就會有種，你也會，那我教你一點點，而且是透過切磋的交流，才會學到更多。」

金蕉媽是這樣在部落裡習得處理苧麻的傳統方式，ibu也一樣，老人家先看到她在織布，確認過眼神，知道你是能對話的人，才會願意跟你吐露更多。ibu說這就是她與來此做調查的學者或藝術家不同之處，否則部落的老人家會覺得，「跟你講那麼多，你會知道我在講的那個人嗎？就很敷衍的講，所以是不太一樣。」
 
住在部落，與住在都市那種老死不相聞問的狀態有很大不同，需要更明確意識到自己處在什麼位置和角色，以此協調與其他人，或與整個部落的互動關係。曾有剛退休回部落的人，或是下一代的返鄉青年覺得奇怪，為什麼今天跟這個人吵架，明天對方見到他還是會露出笑容。ibu的回答是，「對，這是部落，為了和平共處，所以會用這種（方式），就算今天吵架，明天就忘記跟你吵過架。」
 
我問ibu，想穩定待在部落生活的關鍵是什麼？她說，回部落花不到什麼錢，也不用擔心餓肚子，因為你的鄰居會把你餵飽。重點是，部落裡有家人的支持很重要，就像當年天國爸和金蕉媽，以及現在的ibu，才有餘裕去做其他事情，單打獨鬥的話，很容易覺得累。我想起，ibu說的一段話，「我們一個人無法擔當起所有布農族男性的衣服，因為衣服實在是太累了，所以每一個家庭最起碼要有一個人會織布。」
 
這段話彷彿昭示著，想做部落，或為部落而做，從個人出發，到家族、氏族，再到整個部落，找到自己鑲嵌入的位置，才能有力量捲動其他人，也讓其他人有機會承接住你。

註1：現今的關山車站係2013年啟用的新站，舊關山車站（里壠驛；關山驛）距新站約100公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