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化與人性

社會學家Vivien Johnson在策展早期Papunya藝術展時言道：「我們必須訓練自己的眼睛，學習如何觀看這些藝術。」這不只是70年代的觀眾第一次站在澳洲原住民藝術之前所感受的震撼，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提醒。在「訓練觀看」的過程中，人得以轉化自己；觀眾得以短暫地試圖在藝術家的視野中觀看、思考這個世界。
 
澳洲原住民的家國（Country）是無形的、想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並存的。他們指著大石與動物，用現在式敘述夢時代（Dreamtime）的創造史；在他們的生命裡，常有將自己與其他物種混淆的時刻，並一生深受這種精神上的「轉化」影響。這些模糊邊界上開啟的想像空間，也是許多藝術家的創作源頭。著名畫家Eunice Napanangka Jack曾說，自己是紅袋鼠（wallaby）女人；原因是在她出生之前，她的祖父外出打獵，用長矛射死了一隻紅袋鼠並吃了它。隔天早晨Eunice便出生了，背上帶著傷疤；之後他們舉家遷往Haasts Bluff定居，她從未在家族傳統的領地生活，只帶著紅袋鼠的記憶。於是她一生畫的都是紅袋鼠母女的故事（母女除了指涉Eunice與母親以外，也代表死去的紅袋鼠與新生的Eunice之間的傳承關係），但一般人看得一頭霧水，因為Eunice的作品都是以線條為主的抽象畫。
 
比起傳統圖騰、故事、儀式等容易理解的材料形式，極少被討論的，是原住民藝術家藉由轉化的過程，傳導萬物連結的意義，以及人性作為媒介的關鍵角色。

「多年前我放了一部電影，讓觀眾感到悵然若失。那是個關於西藏人曾經 - 也許依然 - 如何關照死者與將死之人的故事，電影結束時，冗長的寂靜被某人的一句話打破：我感覺自己不來自於任何地方。而這種感覺似乎存在多數人腦海中，當我們看見，或是聽見某個民族完全地（完整地）屬於某個地方，屬於某種生活方式與自我認同：我們感覺到自己移民與難民歷史的空洞陰影，以及對於儀式本能與經驗的缺乏。也許我們會試著填補，或試著從那些人身上偷取一些東西—那些如奇蹟般仍然深層、古老、儀式性的生命。」—Stephen Jenkinson
 
澳洲，一個尷尬的年輕國度，時代似乎剛從殖民歷史的陰影中找到穩定的光源，正細細檢視、清理自己的痛處。星點般的沿海城市，在衛星照片裡依附著廣大的黑色內陸，有如現代西方文明與跨越六萬年（2017年發現的遺址再度推前時間）的原住民歷史，比例懸殊地在這塊島上重合，又遙遙相望。
 
80年代起，代理原住民藝術的畫廊在澳洲城市如雨後春筍出現，且大獲成功。雪梨大學教授Roger Benjamin認為，原住民藝術品「提供買家與這塊土地某種精神上的連結。」現今媒體上幾乎看不到任何原住民藝術展的負面評價，拍賣金額更是屢創新高。甚至出現仿冒的原住民藝術品、文創產品，在印尼或中國大量製造後輸入澳洲紀念品店銷售。對於此現象，簡單的解讀為現代人由於傳統與精神上的匱乏，而產生對原住民文創的龐大需求。
大眾對於「本土」、「原生」的渴求，成為市場營銷的新著力點。這在一個高度現代化的移民國家尤其明顯，當傳統文化不再是社會的重心，不再如深入歷史與共同記憶的船錨，抓穩一個在表象世界中漂流的人，少了以環境和生活為本的世界觀，自由的定義趨向拋擲，而根植連結與集體的意義產生困難。傳統原住民藝術挑戰了這個現象，使人在現代社會的舒適圈中，突然感到如履薄冰。傳統原住民藝術以相當獨特的方式回應了多元主義；當多樣性落入相對主義的陷阱，美與藝術價值在近身肉搏的詭辯中犧牲，原住民合一的宇宙觀提供了更廣泛的基礎重新思考「多元」與創作的本質。如夢時代與家國，皆同時為「一」與「無限」的概念，從極簡的符號到複雜的舞蹈皆可呈現、傳達其意義，並不會削減其整體性。這種開放式的共同命題，如迴力鏢（boomerang）有無限多個投擲路徑，最終皆回歸主體，同時探討了主體與集體在意識水面下的重疊處，其哲思也意外成為現代人探詢精神寄託的門徑之一。
 
近五十年來，當代學術只能從自身的詞彙和語境中試圖轉譯、定位原住民藝術中可以辨別的項目—像掉了鑰匙的醉漢，只懂得在路燈下尋找。原住民藝術與人性和環境對話所呈現的整體性，有如一隻活生生的巨大獵物，讓支離破碎的論述系統瓜分，卻難以消化。
 
主流藝評對於原住民藝術淺薄與單一的論述，除了歷史的文化隔離，與近年轉型正義與政治正確的影響，也暴露了西方思想系統經過後現代的洗禮後，高度分工的學究無從梳理出一個跨度萬年、乘載此地完整「人的境況（human condition）」的美學觀點。這也深深影響著新生代原住民創作者的思想與作品能見度，因此近年出現如Yarramboi Blak Critics扶植原住民藝評的計畫。時至今日，主流論述仍高高懸掛在自身的詞窮處—對比其尚未掌握與收編的風景：轉化作為藝術的力量本源，及人性與萬物息息相通的真實樣貌，在當代藝術界的人造圭臬外無限延伸；這正是原住民藝術所揭露的矛盾，與切身時代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