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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Ihot Sinlay Cihek 卓家安

Ihot Sinlay Cihek 卓家安,來自花蓮太巴塱與壽豐部落,現於花蓮與台北之間游移生活與創作。擁有表演與編劇背景,她以表演為思考工具,結合身體實踐與書寫語言,探索身份、性別與文化的邊界。自2018年起回返部落,創作聚焦當代原住民女性經驗與文化敘事的裂解與重構。作品《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入圍第21屆台新藝術獎,以直白語言解構文化與性別幻象;《神話與笑話》則入選Pulima表演藝術獎,融合部落記憶與幽默敘事,展現文化回返的張力與創傷辯證。

你在花蓮與台北兩地游移創作,這樣的地理與生活節奏,如何影響你對身體與空間的思考?都市與部落的張力,會不會也是你創作能量的重要來源?

往返台北與花蓮對我來說已經不只是「兩地」,而是「台北—台鐵—花蓮」,台北到壽豐(爸爸部落)或光復(媽媽部落),和身處在台鐵車廂內二到三小時的節奏是分不開的。從大學北上定居開始,兩地往返可能有百來次,亦即「家」對我來說已非能夠單獨談論的經驗,而是一整塊一整團從「家」到「家」的,非常疲憊的過程。因此,無論回到台北或花蓮的家,我都需要一到兩天重新習慣生活的節奏。不習慣的床、不習慣的距離、不確定的行程。

在台北時往往是智識飛轉的「文字速度」——讀不完的書做不完的research還不完的稿債工作債——永遠都有龐雜的問題網纏在頭頂上。但一回花蓮,原本的節奏被打亂,我就會像是麻醉剛醒的病人一樣,不太確定為什麼會從上一秒抵達這裡,雖確定經歷過某些事情,記憶卻模糊(甚至闕如)難以篤定。我的「身體速度」比「文字速度」緩慢許多許多許多。

所有我記在筆電裡要完成的,往往都是我對於家的提問。為什麼?長什麼樣子?

例如對於黃藤的好奇。我在台北找了許多植物、生物學的資料,羅列想問的問題(要怎麼分辨藤、怎麼分辨哪裡該採)、要跟阿公上山採藤(砍藤的流程是什麼?)。但回到家我往往沒辦法打開電腦梳理要做的事情。該問的也沒問。該請求的沒請求。該看的沒去看。台北的腦袋終究難以在部落運轉。身體亦然,我的身體能夠拓展到哪裡,往往取決於我可以接觸的交通工具。沒有車就沒有身體。體感只在部落之間的散步路徑和被u’per叮的癢。

然後我在路邊看到一叢隨便亂長的黃藤。忽然得到了新的答案。

重點不是刺有多困難,而是藤的彈性——一種外於軟硬光譜的特殊性質。
毫無道理,或是本應理所當然,卻重新被意識。和原先想問的問題都無關,卻是一個精確的答案,不只精確於我當時的好奇與興趣,更精確於我作為一個壽豐+太巴塱的後裔可能的(後)部落生命。

是的,我時常被部落打敗。Sanay.

你從2018年開始回返部落,積極探索阿美族文化,這段歷程中有沒有讓你特別震動或改變觀點的經驗?

要說積極,倒也不算。比起踩在部落生活的人來說,我的探索根本輕飄飄。

輕飄飄,也是因為我隱約預感到,太用力反而弄傷自己。許多時候,我認為「若是遇到這種事,作為女人一定會感到憤怒」的情境,對於部落裡的女性來說,卻非人人皆會共感。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對我而言其實是最「被殖民」的經驗——帶著性別意識回到部落,進而挫折於部落的「不長進」——這或許不是「進步」,而是我帶著其他彷彿「更進步的」文化的視角丈量部落——這是我意識到自己「被殖民」的時刻。我帶著殖民者的氣味回到部落而不自知。

另外是父系阿公的死亡。他的死亡悠遠地淌在我身體的血中,很鮮活的悠傷——確實是悠傷而非憂傷——彷彿韁繩,既驅動又煞制我的文化直覺。

身為原住民女性藝術家,你的創作經常回應身份政治與性別議題。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身體的「政治性」?這種意識對你的創作有什麼樣的啟發?

人總是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看見的、聽見的、摸見的,比誰說了什麼都有用。我偶爾覺得,劇場/現場表演的虛構往往使人確確感到真實——是有原因的,真作假時假亦真,正因為「親身經歷」了表演,真實的質量打在身體上,足以讓人相信任何事情。一個「活生生」的原住民女性身體出現於某人的生命之中而這個人可能對原住民女性一無所知毫無經驗,而表演是一個相對安全的經驗空間,所以歡迎任何人。從一團模糊的原住民形象到一個具體的人,才(勉強算)是認識原住民的開始。對我而言,操作這樣的「一團模糊」到「看見輪廓」,甚至到「特寫細節」,是我在創作時最感興趣的部份——而這樣的「現身」往往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政治性」通常是後話或評論了,但這樣的政治性確實存在。不過我在創作時並不會特別因為要符合或達到某種政治性而嘗試。通常只是感到「踩在邊緣」的刺激值得我的好奇(因為,為什麼刺激呢?危險何在?為什麼危險?)而問問題。

回顧你的創作歷程,從《神話與笑話》、《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到這次的《rayrayrayray》,你覺得自己這幾年最大的創作轉變是什麼?

大概是媒材的嘗試愈來愈多樣。長期作為一個文字掛帥的創作者,敘事對我而言依然非常重要,但敘事的可能性,在前述兩部作品中,都立基於我作為一個表演者所能及的表達範圍——在最近的《她(阿公的)那把獵刀》尤其如此。也因為我把自己置於前緣,許多危險可以自行承擔。但如果我退居幕後——或邀請他人一同站在前緣,便必須為他人負責。如何作為一個群體並且進行智識上與藝術上的冒險,是非常麻煩的問題。但我認為我必須練習這件事情。「他人」對我而言是一種新的媒介,影像與聲音也是。在劇場裡常會笑我們這些人是「表導廢物」。(我)除了動嘴巴跟站在台上,真是什麼都不會。但理解影像和聲音各是多麼深廣的領域,就讓我更謙卑。也是進入了別的部落學習之感。新的媒介會啟發新的感知與想法——《rayrayrayray》提到「不得不」,對我來說這個作品的嘗試,有什麼是「不得不」的呢?「虛擬與真實」已經是老掉牙的題目,但就這個題目而言,「影像」實在很難避而不談。我是非常視覺馴化的人,選擇了影像作為新的嘗試,也是希望自己反省這一點。再者,比起文字的使用,「影像」可能有別種「去殖民」的邏輯,可以做得更徹底。或不可能。但我確實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嘗試各種去殖民的方法,這點與文字的使用是並行的目標,即便去殖民往往意味著讓渡許多溝通的便宜好處,但這樣的讓渡未必不好。

我們先從作品名稱聊起:《rayrayrayray》這個多重語意的名字非常引人注目,既是阿美族語、也像中文的「來來」、還有英文的雷射光束。你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具語言複義與聲音能量的詞來為作品命名?

一方面是因為這個作品的複雜——媒材眾多,以及密度很高的資訊編織,用複義/複音作為標題似乎是很合適的選擇。我非常喜歡intersectionality——這是一個在當代文化理論中幾乎約定俗成的詞彙,但對我而言,這些「多元交織」或許平面化了意義,但其驚奇,對我而言毋寧更像「Möbiusband」(莫比烏斯環),看似一輩子不相干的平面卻交合為某種(無限的)意義。(是我接下來想做的作品概念啊呀破梗了)此外,rayrayrayray的讀音短促密集你甚至可以rayrayrayrayrayrayray下去像引擎或馬達的聲音,r的發音要的話也可以彈舌得徹底,有別於華語與英語,再加上乍看之下不知道該怎麼發音的遲滯感——是銳銳銳銳?來來來來?雷雷雷雷?如果有這層困惑與遲滯,這個猶豫的時間與空間,是一種禮貌的延遲——我姑且樂觀地視其為難以即刻斷定的自我省思。「羅馬拼音」對於台灣的原住民各族群而言,是為了記錄語言的「不得不」,但這一套符號在各不同的社群中施行的施行狀況卻有高度差異,導致同樣的r在不同社群之中可能也會有不同的發音。大家的眼睛和舌頭被同樣的符號連接卻有不同的聲音。總歸來說,作品的名稱唸出來與看起來都有複數堆疊的效果,再加上那個速度,我想大概就是這個作品的基本調性:很多事物疊合起來+急促+躁動——這還sikawasay嗎?為了當代的身心健康而在這個情況下出現的sikawasay,真是不得不了。

這次作品以阿美族的巫術文化作為創作的基礎,卻又不完全復刻儀式,而是注入電子聲響、AI語音與心理疾病的隱喻。你是如何在「傳統」與「未來」之間找到這個創作的通道?

這個通道就是當代的人吧。仔細深究,邦查的時間觀中,傳統和未來是什麼意思?我們說i’ayaw,意謂「以前」、「前面」,而未來是ano’a:yaw,「即將到前面的」——而所謂的「現在」在pangcah裡也有「此地」的意義。若去想像這個詞語的使用,邦查是以面向過去的方式在理解時間的。若想像「現在」是定點,時間的其他時態相較之下更具有動態。正如前述,我的關注核心一直都是「當代」與「現在」。現在有什麼,就是什麼,於是這些「淺科技」就變成我拿來調度的媒介,傳統與未來則游移在圓心外。

你提到「因病而巫」是阿美族巫師的一種身分轉化方式,而你也將它延伸到現代精神疾病與創傷經驗上。這樣的對照,對你來說具備什麼樣的情感與政治意涵?

創傷的現身很當代呀。作為一個很容易「沒時間」(沒耐性)的人,我時常感到談論創傷的曠日費時與麻煩。談論創傷的必要性,甚至,療癒的必要性為何?誰沒有創傷?回顧sikawasay的因病而巫,必然意味著某些病痛的特殊性質——否則為什麼是這些人被神靈揀選呢?我們能有更精確的角度去理解不同的創傷與病痛嗎?我對當代動輒出現的oppression/ trama olympic很感冒。當人人忙著自憐或可憐,往往難以產生真正的同理行動。

這是一場設定在「世界末日後」的儀式演出,空間是科技廢墟、身體是靈媒。你為什麼選擇末日美學作為表演語境?這與你對當代原住民族處境的想像有關嗎?

沒錯。原住民的末日每天,但每天都能倖存原住民。

從《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到《rayrayrayray》,你的創作總是游移在都市與部落、表演與神話、個人與歷史之間。你如何看待「游移」這件事?它是失根?還是一種力量?

到底有幾題!這樣藝評是不是就不用工作了!(還自以為會有藝評,以)

游移對我來說也是一種不得不。游移令我疲憊,但這和失根並不是相對的概念。借漢人的話:此心安處是吾鄉,有時候如何心安和空間並沒有絕對的關係。例如我無法想像認定台北或花蓮必須擇一為有根之處。人的型態總是時刻在改變,對我來說游移是疲憊的,但擁有這樣的動態反而令我心安。簡單來說,長期待在台北或長期待在花蓮都讓我覺得不適。就像發電需要動能,游移就是我充電的動能。原住民和土地的密切關係,或許也侷限了我們對當代原住民的「家鄉」想像。原住民和土地的關係並非只有部落的、傳統的、「自己的」土地——今天即使原住民移居到另一個地方,也可能和當地的土地有所連結,這樣的連結亦會因地制宜,但那不代表我們對於土地的想像和認知就會從此連根拔起。例如說,我們去到別的部落,首先可能想到如何當地的靈與人問候、打招呼,這樣的習慣不會因為我們去到毛利人的土地就忽然忘記——當然沒有硬要打招呼,但這樣的慣習引領我們和不同的土地互動,而慣習即是從自身的文化而來。所以,當我們去到故鄉以外的地方,就會失去和土地的連結嗎?也許我們最在意的是「和自身土地的連結」,但總的來說,我不認為我們和土地的互動關係與意識,會這麼輕易地就被忘卻,有時候那反而是最根深蒂固的無意識——而借由游移反覆提醒,對我而言是很好的。

再者,游移與否在當代可能已經不是一種選擇了。對大多數的人來說,要生活就必須游移,也許真正該探究的是游移的尺度與影響。

你如何理解巫的身體是一種「在不同世界之間移動」的存在?在你看來這種精神性的遷徙如何映照當代人的心理?

正如同上述所說的,游移和遷徙的尺度,以及拓樸學學中的莫比烏斯環,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巫的身體或許是在 “tahanini”(迄今為止) 的感官中折疊時空、折疊「先後」,折疊不同維度。雖然是折疊在一個點上——但這不就是「召喚」嗎?我們都期待有一種引力,可以讓必須的、慾望的都來到身旁,但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要用什麼交換這樣的引力?如何公平?如何維持平衡?作為當代的凡人,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欲求長在身體裡,但可能還沒有足夠的餘裕練習。於是每次游移與召喚,都是一種趨近平衡等式的練習——正如0.999...=1之中的那個等號。
延伸閱讀:
➤ 專訪 | 詹陳嘉蔚 Djubelang Badalaq
➤ 專訪 | 尤幹.尤勞 Yukan. Yulaw
➤ 專訪 | 何晏妤Nace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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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milingan batjezuwa 
  編輯|milingan batjezuwa 
  圖|張皓媛、楊詠裕、廖行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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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場次|  8月15日 (星期五) 19:00-20:30、8月16日 (星期六) 19:00-20:30 (兩場皆有演後座談)
|演出地點| KIRI 國際原住民族文創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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