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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何晏妤 Naceku

何晏妤Naceku,卑南族與台灣漢族裔表演藝術創作者,現任看嘸舞蹈劇場排練助理,畢業於臺北市立大學舞蹈系。其創作關注原漢雙族裔認同、非二元性別與酷兒文化,透過當代舞蹈語彙探索身體在社會規訓下的感知與抵抗。她嘗試以舞作打開流動且多元的敘事結構,讓身份成為轉化與連結的力量。代表作品《在哪裡的蝸牛》入選2023 Pulima藝術獎,並於2024受邀至加拿大 SummerWorks 表演藝術節展出,2025年將於草草戲劇節完整演出;《其他日常》則於2024女子馬戲平台展演。她亦參與臺北藝術節、「舞蹈南方」、英國愛丁堡藝穗節等多項國內外平台,持續以身體作為文化與社會對話的場域。

你從小在台北長大,但有卑南族和漢人的背景。這樣的成長經驗,對你怎麼認識自己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認同」這件事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存在,有不同地方上的文化,同時也有不同族群的文化,對我來說,是一個是混雜交織的,不只是簡單的1+1,而是一種保持動態、流動、持續轉換的狀態。我會有現在這些對多重文化的理解,是因為雙重文化以不同的份量/比例,出現、學習在每個不同的成長階段;我爸爸是漢人,媽媽是卑南族,在台北長大最常也最容易接觸到的就是漢文化,小時候只有寒暑假回部落、回mumu家,才有機會了解卑南族文化,但那也是很淺的,可能就只是知道族服長什麼樣子、我們會吃些什麼、什麼時候舉辦年祭,可是再深入一點,我們的世界觀、語言、信仰儀式、生活方式等等,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媽媽那邊的家族,在戒嚴時期就離開部落、搬到基隆,後來才又陸續回到部落,但親戚們也都在各自成家後,移居到其他城市,我媽媽後來是到台北生活,也因為她從小有過被歧視、霸凌的經驗,所以有一段時間她不承認自己是原住民,也沒有很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她也以漢人的方式來養育我們,這樣的背景其實影響我滿深的;不只是因為系譜上的混血,也是因為受到大環境影響而移居,上一代的創傷經驗,讓我對卑南族文化是有很多不知道的。所以在我主動去探索卑南族文化、去思考自己的族群認同之前,漢文化幾乎佔據了我生命中很大的部分,卑南族的文化就像是一層薄膜,長在我的皮膚上。直到我開始好奇,開始慢慢回部落,或者在台北上族語課,雖然現在還是說得不太好啦,單字可以但要組成句子就還不行(笑),這種文化比例的狀態才開始鬆動,開始改變。

以前可能像是油和水,完全分離。但這幾年透過身體的移動,在台北與部落之間來回,每一次的文化經驗我都在吸收、內化,不斷地攪動、搖晃,現在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碗濃稠的醬料或是一鍋湯吧(笑),而那層薄膜,也因為這樣的代謝,慢慢進入到我的身體裡,我希望自己可以再更深入一點啦!現在可能還只到真皮層,我很想要是那種入骨髓的認同。

你小時候跟 mumu(阿嬤)一起在部落抓蝸牛、煮蝸牛,這段回憶對你來說特別在哪裡?有沒有影響你後來的創作?

這段經歷的特別,是因為跟我在台北的生活很不一樣,同時也跟mumu建立情感連結,對小時候的我來說,更是一個可以出去玩的機會。

其中蝸牛的味道,讓我非常印象深刻,在撿蝸牛、敲殼、牠離世的那一瞬間所散發出來的氣味,使得這段記憶更立體、更鮮明;也是有這層身體經驗的實踐,長大回想起來,其實在我還沒「有意識地」學習文化之前,這些透過食物發展出來的文化經驗,早就潛藏在我的身體裡了。那不只是情感上的陪伴,也是一種文化上的學習,也是最一開始去探索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起點;這段撿蝸牛的經歷觸發我創作的靈感,開始在下雨天後的台北路上觀察蝸牛,有時候你會看到牠們被壓扁在路邊,或者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地方才會遇到,比如公園、植物比較多的區域。牠們不像在部落,更容易被發現、被採集,或是被養菜園裡。

這樣的對比,所產生的問題意識,讓我開始去思考,也慢慢走向創作,例如:為什麼生活在都市裡,部落的經驗比較不容易被喚起?在台北發生的哪些事、出現的哪些東西,會讓我想到部落的生活?而當我要在台北與自己的文化產生連結時,那個橋樑是什麼?我身體的感受又會有什麼不同?

從最一開始的靈感聊起:《在哪裡的蝸牛》是從 mumu 寄來冷凍蝸牛這件事開始的。你怎麼看這包「冷藏的記憶」?它讓你開始思考什麼?

我還記得那時候收到那包冷凍蝸牛時,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回部落了,當下看了牠們很久。那不是一個隨便瞄一眼就能放下的東西,而是一邊看、一邊回想以前跟 mumu 一起撿蝸牛、一起料理的記憶。同時,我也在感受那些蝸牛的重量、觸感、還有味道。牠們以一個新的形態出現在我面前,帶來很多複雜的情緒,有一點感傷,也有點遺憾,但當然也很開心,因為我可以在台北吃到蝸牛,就好像那是一種mumu傳來的愛。

但我也意識到,「回不去了」,這種回不去,有兩層意涵:一是蝸牛回不去牠們原本有殼、有生命的樣子;二是我也回不去那些記憶裡「一起做這些事」的當下。這些蝸牛,被處理過、冷凍、真空包裝,再被送到台北,牠們既還沒被燙、還沒被炒,但也不再完整。牠們就像被卡在一個「中間」的狀態裡。那個中間狀態,也讓我想到自己,在探索身份認同的過程裡,我曾經有過很強烈的二元掙扎:是原住民就不是漢人,是漢人就不是原住民,但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好像並不只是那麼簡單。長期在台北生活,讓我對卑南族文化有一種斷裂的感覺,某種缺失感一直存在,而我來回穿梭在台北和部落之間,每一次都好像要進行一種轉換,不一定是「變成」另一個身份,而是一種「進入另一種狀態」的過程。

當我在思考這包冷凍蝸牛時,在想牠們不只是被移動了地理位置,牠們的身體狀態、存在的方式也被轉變了,這種轉變也是一種象徵性的身份轉移。我對蝸牛們投射了很多對文化的記憶、對缺席的感受、對自我身份的不確定,還有那種「不屬於某一邊」的模糊經驗,這些思考成為我創作的一部份。

你用「蝸牛」來當作品的主角——牠動作慢、是雌雄同體,還背著殼。你怎麼看這個生物?牠跟你的身分或身體有什麼連結?

我一直覺得,蝸牛是一種很奇異的存在。一開始會覺得很貼近,是因為我從來不知道牠到底從哪裡來、要去哪裡,就默默地出現在路上、菜園裡,好像隨機、無預警地「現身」,牠總是緩慢、不張揚的持續移動著,當然我覺得這還是一種人類中心的思考;不過這樣的「移動狀態」,跟自己在不同地理空間、族群文化之間的生存狀態很有關,我好像也是在這些不同位置之間來回穿梭,像是在邊界上遊走,這種來回讓我在過程中慢慢找到某種歸屬感,不是指某個明確的地點,而是心裡有個位置,你知道自己是誰、在哪裡。
 
後來我開始更多觀察蝸牛,也曾經養過蝸牛但不小心離世了,那時我才知道,我們吃的蝸牛,是「非洲大蝸牛」,是外來種,在日本殖民時期從新加坡引進的,因為那時候物資缺乏,很多人吃不飽,所以就引進蝸牛當作食物來源之一;那時也不只原住民族群,全台很多人都在吃蝸牛,有查到資料,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台灣有蝸牛養殖場,甚至還出過「蝸牛罐頭」!

有點講遠了(笑),重點是這種「外來」的蝸牛,某種程度也對應到我自己在不同場域的處境,像小時候在台北,常常會因為膚色或輪廓被問一些帶有歧視或偏見的問題,因為差異而劃下一條隱形的界線,那時候的我選擇讓自己看起來「跟大家一樣」,試著隱藏真實的自己融入環境,但心中很難真的覺得自己屬於這裡;在部落的時候,也會因為不熟悉族人、文化而產生尷尬的感覺,雖然大家都很接納,我的阿姨也有推薦我回去部落教跳舞,但那種陌生感還是會浮現,我的一些親戚有時候也會說,「你就是漢人啊!」,用漢文化父系社會的系譜來看待我的身份,並不是刻意批判,而是意識每個人對身份理解的不同,自己更希望從文化經驗、族群實踐的面向,來理解與認同自己,會有一種想要努力證明的衝動,想要讓他們知道,我其實正在學文化、族語,想用這些行動來確立自己的原住民族身份,不過後來我也在反思:這樣做不是為了去「符合別人眼中的原住民族」而成為某種樣子,而是為了更接近我自己。

所以也因為這些「不屬於」的經驗,讓我跟「外來的蝸牛」產生連結,我在研究蝸牛的時候發現,牠們必須吃碳酸鈣才能長出殼,比如蛋殼、紅磚裡的石灰粉末等,讓意識到我們也需要透過不斷學習文化,才能讓文化從我們的身體裡「長出來」;殼,不只是保護,也是一種文化的象徵,它可以是房子、是家的想像,也是一種身體與記憶的存在。

最後一點,非洲大蝸牛是雌雄同體,對應到自己非二元性別的認同,所以我才會想「成為一隻蝸牛」,以一種似人非人、混種的姿態現身,也想以蝸牛緩慢的,依照自己節奏的方式跟動能,作為歸屬與生存的敘事方式。

你曾說冷凍蝸牛像是一種被壓縮起來的文化記憶。你在創作時,會怎麼把這種「冷凍的」或「中斷的」記憶重新打開、讓它活起來?

我一開始真的超白癡的(笑),想起來自己都會笑出來。我那時候很天真地想說,既然我在作品裡放了真的冷凍蝸牛,那我要不要就用身體去「加熱」牠?我還認真構想過:我可以不斷用身體去滾動,讓我的熱能跟汗水慢慢把牠解凍,讓牠「現出真身」!

(你說當初真的是這樣想的?)
對啊!當時真的這樣想的(笑),但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天啊,我真是一個很天真的小孩,蝸牛可能要花大半天的時間才會真的解凍吧!

雖然說這個最初的想法有點可愛、也有點傻,但它其實讓我在後來的思考裡更豐富,因為我發現「不斷滾動」這個動作本身,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在探索認同的過程中,我不斷在台北與部落之間移動,而這樣實體的往返,也伴隨著內心的困惑、猶疑、模糊,我透過持續滾動、輾壓,展開看見自己所背負的文化與身份想像,去凸顯這些來回間身體的勞動感與心理上的掙扎。

我希望透過這種反覆性的動能與行動,去嘗試抵達或開啟我在現實移動過程中經驗到的,關於身份與邊界消融的狀態,那些時刻也讓我打開對認同的更多想像與可能,我才更深刻地體會到:認同從來就不是單一的,它是流動的,是多層次的。而冷凍的蝸牛,不只是卑南族文化的象徵,也像是某種被壓縮的記憶載體。當我用身體去滾動牠們,讓牠們慢慢「顯形」,那個過程也像是讓我自己「現身」,一個擁有雙重文化經驗的身體;我透過肢體與表演去呈現這兩種文化如何在我身體裡共存、彼此拉扯。它可能是緊縮的、壓抑的,也可能是認同或不認同的,甚至是叛逆、混亂的,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但這些情緒與反應,全都是我真實經驗過的。

這個過程讓我慢慢辨識出什麼是我身體裡的文化痕跡、什麼是我想繼續擁抱的,那些曾經因為被殖民、移居、或被規訓而沉默的身體與文化,透過這些行動與滾動的實踐,再一次被看見、被啟動,也被重新理解。

這個作品曾在 Pulima 藝術獎、SummerWorks-Toronro Taipei Interlink 開放工作室、草草戲劇節等地方演出,觀眾的反應會不一樣嗎?有沒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或啟發你的?

收到很多很溫暖的回饋,有理解、感同身受,還有鼓勵我繼續做下去的聲音,這些正面的回應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也很感謝不同地方的觀眾願意花時間、用心去觀看這件作品。當然,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在觀看時,一定會帶入他們自己的觀點和經驗,也因此產生不同的理解方式,這讓我意識到,其實這個作品可以被解讀得很多元、很立體,它不是只有一個解釋方式;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學習,我慢慢學會不要預設觀眾會怎麼理解作品,而是去傾聽他們的回饋,尊重那些來自不同位置的觀看角度,並從中產生對話。
 
其中一個對我很重要的反思是:我要怎麼把想說的話講得更清楚,不是只是「提到」就好,而是要更深入、明確地去傳遞我想說的東西,這個思考也讓我在經歷這三次演出後,重新整理自己的創作方法,還有我用身體所表達的語彙選擇。另一個對我來說很大的挑戰與思考是「空間」,像 Pulima 是在牯嶺街小劇場;Toronro Taipei Interlink 開放工作室在一個敞開的劇場空間;草草戲劇節則是在戶外的草地與水泥地面,每次的演出空間都不同,更思考除了清楚的表達作品的意念外,還能如何跟空間場域一起創造更深層的感受與意圖,根據我對不同觀眾群體、場域氣氛的理解,去調整讓作品能夠更貼近現場、真正抵達觀眾的那一端,這些經驗對我來說,不只是演出,更像是一種重新整理創

在作品中大量使用登山包、紅磚、書桌等都市物件轉化為身體裝置。你在創作中如何理解「物件」與「身體」之間的關係?這些物件承載了怎樣的文化重量?

我滿著迷於「轉化日常物件原有意義」這件事,因為人類真的太擅長定義、標籤、分類了,自己也常常會不自覺的把一個東西放進某種既定的框架,覺得它「應該是什麼」、或者「應該被怎麼使用」,但這種被固定的狀態,會讓我們的感知變得僵化,也限制了想像的空間;我記得前一陣子聽到協作跨域身體藝術家鄞廷安說過一句話,他說:「想像力的剝奪,是殖民或霸權的核心。」這句話讓我非常認同,也讓我更深地投入在物件轉化的創作思考中。

對我來說,那個迷人之處在於:就像人從 A 移動到 B、從一個身份轉換到另一個身份一樣,物件也可以從一個原本被定義的功能,轉換成另一種新的身體關係或文化語言;在這個過程中,那些「還沒被定義」的狀態,是非常混種的、交織交疊的、充滿想像力的,也是一種去殖民的行動,一種非二元主體的表現方式。

這些物件不只是演出道具,而是我身體的延伸,當我在作品中透過身體的前後左右擺動、震動、扭轉等動能,讓這些物件「活起來」的同時,也讓我身體裡的文化經驗得以更具象地被呈現出來;像是登山包和紅磚這個組合,對我來說特別有意義,登山包是我爬山經歷中一定會使用的物品,它象徵我所背負、攜帶的事物,可能是現代生活的習性,也可能是雙重文化經驗下養成的自我,而放在登山包裡的紅磚,則是我想像中的「卑南族臀鈴」的替代象徵,不是valisan青少年綁的那個報訊的鈴,是傳統服飾上代表身分與記憶的飾鈴,紅磚的出現,就像跟著我移動的文化碎片;至於書桌,雖然它在部落裡也很常見,是大家日常生活中都會使用的家具,但對我來說,它更像是一種象徵,代表制度、教育、殖民體系的規訓,也像是我從小在台北長大的背景印記。

一開始在選擇這些物件時,就在思考我要怎麼從台北生活的物件出發,去連結我與卑南族文化、部落的關係,這些物件對我來說就是那個橋樑,它們不只是物件本身,更像是一種可以被重新觀看、被重新解讀的文化載體。

你怎麼看現在原住民藝術家的角色?在像台灣這樣多元文化的社會裡,藝術家可以做些什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超難回答的耶,真的是超級難(笑),就像我們上次去聽台新舉辦的跨域的十二夜「當我們在當代談原民藝術」講座,那天我真的覺得腦袋整個被燒掉,很多東西都很複雜,要講清楚真的不容易。

那我很主觀的說自己的想法,我覺得當代原住民藝術家的角色,應該是從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出發去創作、去發聲,而這樣的角色或責任,也不應該只有單一的想像或定義,就我自己來說,我是以身體為實踐核心去進行創作的,所以我會特別相信,從身體長出來的文化實踐與藝術實踐,是一種非常根本、非常有力量的路徑,我們需要去肯認自己的身份認同,從那裡出發,去開啟對話的可能。

這種對話,不只是原民對原民之間的對話,也包括原民與非原民之間的橋接,我們可以透過藝術提出新的觀看方式、新的存在可能,也可以去回應、去關照那些我們看到的不平等或不正義的地方;我覺得這樣的創作行動,其實也跟轉型正義、文化政治、邊緣群體的處境密切相關,但它又不只是關於原民議題而已,更是去回應整個相對主流社會裡,那些被忽略、被邊緣化的各種聲音與身體;老實說,我現在的創作階段,還是比較像是透過作品去分享「我是誰」,會希望未來我能夠成為那種更能打開對話空間的藝術家。

然後我想多分享一件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去年在女子馬戲平台,我參加了彥斌Fangas Nayaw的工作坊,其中一次他引導我們思考、實踐「藝術家的社會責任」,自我消化後受到啟發的是,去發現這個社會中讓你感到困惑,或看見困難的地方,然後透過自己的專業、藝術創作把這些提出來,分享你的觀點。透過作品開啟對話與更多思索,甚至是可能的行動,而這些行動,也不一定侷限在藝術裡,更可以是社會運動,與其他更實際的改變;我相信,藝術可以是一個起點,是一個突破口,你怎麼從自己出發,擴散到社會,去嘗試發起某些改變,那個「滾動」的可能性,是我目前很想摸索的。

你曾說自己像一隻在都市裡走來走去的蝸牛,這是不是也在說一種找不到家的狀態?

「走來走去」聽起來好像真的有點像流浪(笑),一開始我感覺是這樣的沒錯,找不到棲身處的感覺,不過到後來不斷在不同地方移動的過程,反而讓我從移動裡找到歸屬,那不是一個固定的地點,而是一種「縫隙」的狀態,暫時把它叫做縫隙,就是一個流動的空間,一個不是「這裡」也不是「那裡」的中間地帶。

我覺得自己不管到哪都還是會自我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資格肯認我自己是原住民,這種自我掙扎與自我定位模糊的狀態,反而在移動中創造出對認同新的想像,不是一種逃避,反而是一種不需要證明、不用懷疑自己身份的方式,在這種游移、流動的過程中,慢慢找到混種、多重的生存方式,不是一種否定,也不是負面的,是可以呼吸、可以自由轉換的位置,是我現在很真實、也很自在的樣子。

在你的生活或創作裡,有沒有哪一刻特別強烈地感覺到「我真的離家很遠」?你是怎麼面對那種心理上的漂流感?

我覺得這題有點 tricky,因為我一直在想「家」到底代表的是什麼?

後來我意識到,對我來說,現在的「家」好像已經不是一個具體的實體空間,而是指向一種我所相信的事情,一個內在信念的集合,是我所認同的價值、關係或狀態,所以「我離家很遠」的那種感覺,會是不被理解的時刻;那個「不被理解」,有時是來自別人,但有時候其實也是來自自己,因為有些時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嘛,連自己都搞不清楚、對自己感到陌生,那時候就會特別氣餒,會很有那種心理上的漂流感。

但奇怪的是,我覺得這樣的感覺某種程度也滿有趣的,我平常有在抱石,它是一種室內攀岩運動,沒有繩索,靠的是身體的支撐與策略,在抱石的過程就很像在面對這種心理上的距離感,你用了各種方法、各種嘗試,卻怎麼樣也到不了終點(我們稱之為完攀點),但也正是在這種「不斷嘗試接近」的過程裡,更確認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相信的是什麼,回頭去思考:「我為什麼相信我現在相信的事?我堅持的是什麼?」這樣的反覆,其實幫助我慢慢釐清自己。

除了抱石,我也會去做別的事情來照顧自己,比如我超級愛走路,就會在城市裡一直走,走到能夠沉澱下來,有時候會去哭、去讀書,去觀察別人在幹嘛,或者回部落找mumu,也是一種整理,然後再回來好好看看自己,再次確認自己想怎麼生活,想成為的模樣。這些方法的核心,都是在讓自己保持能動性,即使感到遙遠或模糊,仍然可以在那之中移動、轉換、重新定位,繼續走下去。
延伸閱讀:
➤ 專訪 | 詹陳嘉蔚 Djubelang Badalaq
➤ 專訪 | 尤幹.尤勞 Yukan. Yulaw
➤ 專訪 | Ihot Sinlay Cihek 卓家安
➤ 專訪 | 潘巴奈 Pan Panay & 希貝登 Baden Hitch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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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milingan batjezuwa 
  編輯|milingan batjezuwa 
  圖|JC Pan、西照日工作室攝影、蘇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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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場次|  8月15日 (星期五) 19:00-20:30、8月16日 (星期六) 19:00-20:30 (兩場皆有演後座談)
|演出地點| KIRI 國際原住民族文創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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