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有秘密的我們－

話語所能抵達

接近演出前的排練日午后，印尼編舞家Eko Supriyanto（艾可．蘇布利陽托）正在TAI身體劇場的工寮排練場，全神貫注盯著兩名TAI身體劇場的團員，雕琢《AriAri》舞作中的動作細節。而原先應該剛在工寮結束排練的《Ita》組舞者們，因編舞家Watan Tusi（瓦旦．督喜）臨時決定到溪邊排練，這時才歡快的帶著微濕的頭髮進到工寮，準備接受訪問。

透過住在花蓮，也在排練期間，協助Watan與印尼舞者們溝通的印尼語翻譯Siti Rofiah（許羅熙娣），我和三名印尼艾可舞團的舞者Herlambang Dinar Warih Santosa（簡稱Dinar）、Dwi Pamungkas Sugiarto（簡稱Depe）與Menthari Ashia（簡稱Menthari），開啟了一場人在現場但時間延遲，且往往訊息量遞減的三方通話。

身處訊息接收的末端，我只能盡力拼湊出舞者們的面貌：Dinar出身自中爪哇的宮廷舞世家，他的名字帶著梭羅王室公主的祝福，三歲便開始習舞；Depe的家族也有著藝術傳統的傳承，涉及舞蹈與皮影戲，為了能繼續傳承文化，年輕的Depe甚至開設了一個舞蹈班；Menthari在西爪哇出生，父母來自西蘇門答臘的傳統舞蹈世家，她自述從小生長的環境就是舞蹈舞蹈舞蹈，中間一度想離開，但後來還是回到學習舞蹈的環境裡。

在令人眼花撩亂的地理位置及傳承體系中，我帶著一張印尼地圖，請印尼舞者們協助我指認他們目前所述及的地點，也請他們在這塊幅員遼闊的國土邊界上，闡述彼此的差異。在中文與印尼語交會間，我得知Dinar和Depe平時更常使用的是爪哇語，翻譯Siti說，Depe使用的是較為古老的爪哇語，而Dinar由於生長在尚存王室的梭羅，因此使用的爪哇語更為嚴謹，對長輩／平輩／晚輩說話時，都有不同的禮節。雖然三名舞者皆在同一所大學讀書，但雙親來自西蘇門答臘的Menthari，習慣使用的是Padang（巴東）地區的語言，所以雖在與另兩名舞者的相處間，Menthari漸漸能聽懂一些爪哇語，但反過來，他們則聽不懂Menthari習慣的語言。

我好奇的問，印尼的島嶼如此眾多，語言又有這麼多的分歧，當講到「我們」時，究竟代表的是什麼？三位舞者一致向我表達，就是地圖上所涵括的全部。我又追問，地圖上的每座島嶼，你們都熟悉嗎？舞者們表示，可能不是每個島都很熟，但基本上都認識。我又問，怎麼有辦法都認識呢？翻譯Siti帶著一種附和舞者們的語氣說，因為學校都會教，會考。

這樣透過國家教育體系摸索、建構國家、族群界線的嘗試，讓我對應起臺灣國民教育中，得要熟背的各縣市特色、特產，以及從九族進展到十六族的原住民各族群風俗。也讓我好奇第一次來到臺灣的印尼舞者們，對臺灣的印象如何呢？

這個俗濫且外國人來到臺灣必會被問的題目，使得我與三位印尼舞者的關係，突然提升到了如同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應對。我代表的是一群希望取得好感的我們，遇到另一群需要適切讚美及表達善意的他們。而當他們準備回答問題時，花蓮熟悉的戰鬥機破空聲，壓過一切的話語，雖然無關訪問，但我感到一股需要解釋臺灣與中國的關係之必要。

戰鬥機的聲音遠去後，Depe針對問題回應，他覺得臺灣人做事很準時又負責任，且因他喜歡看網球比賽，也很欣賞臺灣人在比賽時，非常努力、堅持的精神。而Dinar說，來臺灣前不曉得臺灣的情形，但來了之後，發覺這裡每個族群有不同的文化，讓他學到很多。當我追問，他們來臺之前，是否聽過關於來臺移工的故事？Dinar表示，他曾聽過移工很辛苦的故事，也曾在新聞上看過，但不會因此對臺灣印象不好，因為那是個人的行為。

這彷彿是一種統一口徑的回答，也是對臺灣人釋出的善意。在疫情前曾從事人力仲介公司翻譯員的Siti，夾在仲介與移工之間，即使向我表示她看過一些漁工很糟糕的生活環境，也曾在被協調的雇主以偏蓋全對著印尼人責罵時，感到不平，但Siti仍會跟我說，臺灣最美麗的就是人。只是在美麗底下，迴盪的或許是Dinar與我分享的小故事，他說他在臺灣的印尼小吃店吃飯時，會看到老闆比較不敢跟被雇主帶來的移工說話，因為擔心不曉得雇主有沒有意願，讓語言互通的他們，彼此說話交流。

身體比語言誠實

「舞蹈是一個身體很誠實的語言。」
從花蓮的工寮排練場，轉移陣地到兩廳院實驗劇場的休息室，透過翻譯孫珮珊（Shantina），Dinar向我陳述他對舞蹈的想法。這句話，也完全能傳達我在觀看完《Ita》一小段演前彩排後的心緒波動。在那段排練中，舞者跟著快節奏的音樂，由較小幅度的動作出發，及至如在夜店般歡快地走動、狂舞，可以見到來自阿美族的舞者Pan Panay（潘巴奈）和賽夏族的舞者Maya' a taboeh hayawan（羅媛），身體更能打開不同關節角度，能量亦更奔放；而來自印尼的三名舞者，雖然動作大小程度不一，但身體質地相對沉穩，且無論手腳如何亂動，雙肩始終維持在同樣的高度，身體進退彷彿是空間中的切面在移動。坐在觀眾席，猝不及防接收到這些宛若性格呈現的參差對照，讓我不禁笑了出來。

在《Ita》正式演出的版本中，編舞家Watan讓五名舞者各有機會展現自身來歷，相較於Panay和Maya和著歌聲的重複踏地動作，印尼舞者們則更擅長腰部的S型扭擺，及手指、手腕折轉如繁花開落。在後者繁複的動作中，亦能看出舞者個人的氣質及選擇，Menthari在受訪時曾說，巴東地區的舞蹈比起後來進學院才學的中爪哇地區舞蹈更為快速，對照演出中，Menthari展現出的動作常更為剛硬，踏地力道更強，或許是其來有自。

整體而言，三名印尼舞者的動作程式及肢體細節相對來說較為複雜，這或許也造成我在彩排時所見到的身體慣性殘留。在同樣的音樂節奏裡，Panay和Maya所帶來的傳統樂舞動作空隙較多，因此也具備較多填充的彈性；印尼舞者的傳統舞蹈基底更強調準確，也更習慣細碎的處理節奏和畫面，使得他們需要更多時間適應一種不那麼碎拍的速度及編舞。

當我請印尼舞者們為我解釋傳統舞蹈動作時，常會聽他們提及「aturan」（音近阿嘟蘭）這個字，在印尼語中，意思是規則、秩序。Dinar總邊說明邊示範動作，他表示每個動作都有它的aturan，無論手舉的高度、眼睛看的方位，都有規則存在。

每當Dinar進入傳統舞蹈的aturan裡時，會瞬間切入自帶光源的表演者模式，身軀繃緊滿弓的張力。我好奇的問，這和Watan對於動作和呼吸的要求是否截然不同？Dinar說，Watan希望他們能自然的展現自己，並且特別強調呼吸，甚至要發出聲音，一開始會感到困惑，而強迫自己做出來。在他們所接受的爪哇舞蹈訓練裡，不會這麼強調呼吸，因為明顯的胸口起伏，會令動作的張力下降，也會使得動作轉換不順暢，換句話說，如果舞者在跳舞時，胸口起伏過度明顯，則表示他已失去控制，是一名不及格的舞者。

Menthari補充說明，在跳傳統舞蹈時，她仍然保有深入的呼吸，只是在外觀上看不出來。Dinar說，這就像太極拳一樣，對他們來說，這些只是呼吸的不同型態展現。但我疑惑的是，背負這麼多的aturan，還能享受跳舞嗎？這對印尼舞者彷彿是個無須思考的問題，Dinar說，這些aturan已與他的身體合而為一，這是他身體的態度，因此他還是很能夠享受舞蹈。但Dinar與Menthari也提及，Watan的編舞方式，注重做自己和放鬆，讓舞蹈裡面能反映每天生活的感觸，甚至表達每個人如何在不穩定的環境中尋找穩定。也唯有在舞者感到自然與自在的狀態，才能放心將內心深處的不穩定樣貌，透過身體勾勒出來。

生活在場，傳統在場

在訪問三位舞者的過程中，幾乎所有問題，舞者們都能在翻譯結束後，順暢的回應，唯有當我提及，在艾可舞團的訓練中，會花多少時間練習傳統舞蹈，以及來臺灣之後，是否還有時間練習傳統舞蹈這兩個問題時，舞者需要反覆和我確認問題核心，或表示不明白我的問題。對舞者們而言，他們自小學習的傳統舞蹈，並非只為了表演而存在，它們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對於傳統舞蹈的體會來自於平時自身的積累，當舞蹈已經黏著在舞者體內，只需在慶典前夕或有需要時，加強溫習，即能自然發揮。

從印尼舞者們的回應裡，常能感到不說的部份，比說的部份多上許多，例如當我提及Watan與Eko兩位編舞家的風格差異時，有幾秒空氣突然安靜，最後給一個兩者各有特色的官方說法。也往往舞者們會強調這是一個相較的概念，aturan與做自己的自由，兩者只是不同的途徑，都能帶給他們感覺與發揮。

透過語言交流與翻譯，許多秘密得以保守或隱藏，但在身體舞蹈起來的動靜之間，這些秘密顯得如此美麗。或許，不急著成為我們，在個別保有秘密的狀態下，我們與我們是否能互相欣賞才是要緊的。如同第二次採訪時，工作人員提醒我要準時結束訪問，因為適逢伊斯蘭教的齋戒月初始，舞者已一天沒吃東西，且趕著到清真寺禱告。我覺得辛苦，但舞者們卻甘之如飴，而齋戒月的到來，也提醒了我抬頭望見天上美麗的一彎新月。

註：感謝Siti Rofiah（許羅熙娣）和孫珮珊（Shantina），協助本篇文章採訪過程中的印尼語翻譯。

「如何我們，非關傳統」專題